谈到中国小说，当然每个人各有喜爱、各自推崇，《红楼梦》的读者尤其狂热。

但若说哪种小说中最具中国特色、最重要，那就非讲史通俗演义莫属。

为什么？

一、符合民族性的讲史

因为民族性！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及历史感，原本就远甚于欧洲印度。

而历史的戏剧性又最甚，世事沧桑、朝代兴亡，比任何编剧家编的戏都更动人心弦。中国人最爱对此凭吊咨嗟、发表议论（这几天，国人对美国改朝换代的热评、投入，即是眼前的例证）。

相较之下，古印度文明却无历史观、无历史意识，也无历史著作。谈起时间，辄言若干劫，要不就是电光石火一刹那，年时月日均不明确。谈生命，辄言轮回流转若干世，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

希腊文明，则是反历史的（untinistorical tendency）。哲学家们不关心历史，只关心永恒、探求本质，在教育中历史亦无地位。

故这两大文化体系在传递一种类似我们的历史叙事及知识时，只能采用神话的方式。中国则反是。古代神话本来就不发达，就算有少数神话，亦迅速历史化，蓬勃发衍为“讲史”的庞大传统。

因此若要谈中国小说，首先就要从这个传统讲。不幸民国以来，论者皆受西方文化影响，硬要“改造国民性”。撇开了稗官野史、巷语街谈这个源头，另以神话与传说为源，对于此后小说诸流，亦薄厌讲史演议，鄙征史而崇虚构。

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没有文学的价值，无法出奇出色。鲁迅对《三国》亦无好评，甚且说由神话到志怪传奇到小说，标示着小说真正的形成，即是从历史到小说；可是唐代以后反而倒退回去，混杂于历史的讲史演义，乃是退化之证据。

在中国社会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乃至整个讲史演义文类，在他们的论述中，竟只有负面的价值，足见荒唐。

二、被转化的野史

《三国演义》之价值，不但在于它代表了讲史演义这一文类，彰显中国小说特质，更在于它代表了小说从“说”逐渐转化到“说书”的过程，是口语表演和文藻化、文士化、文学化的结合，也是巷议街谈的野史传统和正史书写传统的结合。其他小说名著或类型，都没这种地位。

根据李商隐诗，可知唐人就爱听说三国。宋代说话人，亦以讲史为最大宗。这时，都仍是语言艺术。

南宋以后，“话本”渐兴，说乃向文过渡。明朝则文藻化、文士化、文学化日甚。而且，自弘正年间开始，文坛复古，嘉靖万历继之，小说戏曲纷纷托古改制，所谓“古本”大量出现。

这是个关键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版家、小说家们忽然找出了那些尘封日久的“古本”，纷纷加以整理改编并出版。通过改编“旧本”而来的作品问世后，自身也就成了旧本，被别人不断改编。

如《列国志传》，其中就有余邵鱼、余象斗改编的痕迹，冯梦龙再改编成《新列国志》，蔡元放又据以修改并加批评成《东周列国志》。

两汉系列小说，在《两汉中兴开国传志》和《全汉志传》之后，又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和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

即使《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末也有多种版本，改来改去，直到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时，还大幅增删，这才成为后世流行的定本。

改编是既托古又改制的。具体的情况，可以著名改编家熊大木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为例。

古有小说《武穆王精忠录》，他得到了个浙刊本。这个本子笔墨文雅，一般人不太看得懂。似乎这个浙本，并不是小说，而是一本资料性质的书，或许类似《宣和遗事》。而熊大木则是应书坊清白堂主人杨涌泉之请，按照岳飞本传以及《通鉴纲目》，重新“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编撰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为什么编一本通俗读物，仍要谨慎地依据史传及《通鉴纲目》呢？

三、史学通俗化的趋向

讲史，本是宋代说话人之一支，又称“讲史书”。故《都城纪胜》谓：“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梦梁录》亦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可见“讲史”从源头上，就是把史书上的事讲给不识字或略识字的群氓听。是史学通俗化之一法，所根据的，则是史传及《通鉴》。

这种历史知识的通俗化传播，乃是唐宋史学发展的总体动向之一。

唐代就逐渐出现了一些通俗的历史著作，如元和间高峻着《小史》，大中间姚复康撰《统史》，均便于初学。晚唐时胡曾、周昙等人的咏史诗，亦曾被当时人逐篇加注加评，援引村书俗说，杂以俚语，作为训蒙课本之用。到宋代司马光那时，还出现了《十七史蒙求》这样的通俗读物。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更是力求简要。采用编年敍事，先以大字书概括的提纲，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故称纲目，成为后世通俗史书竞相仿效的体裁。

与朱熹同时的吕祖谦又有《十七史详节》，“盖其读史删节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刻而传之者”。现存此书宋元间刊本多达十余种，可见当时流传之广。

当时讲史艺人多以解元、进士、宣数、书生、万卷等为艺名，标榜博学，自附于文人之列，以示与其他说话人不同（其他说话人通常则只有一些普通绰号）。

《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即以此故。

四、平话已非民间说书人话本

由这整体动向上看，讲史之发展乃是两条线的合力。一是自古小说本来就属于稗官野史，出于民间的巷议街谈，而这种口语说故事的型态，后来因要诉诸文字，乃自然而然地朝文书型史册类化。二是文人学者有意将史学著作和历史知识向下普及，编为小说戏曲。一是由下往上，讲史艺人自居士流，说书拟同史述；二是普及、教化，警世劝俗，由上往下。

两方合力，当然声势大振。

元代讲史。王沂有两首〈虎牢关〉，记述了元代说三分的内容；胡祗遹有〈木兰花慢〉赠歌妓一首，内有“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戏”之语。王恽有〈鹧鸪天〉词赠女艺人高秀英，她表演的正是“由汉魏，到隋唐”的讲史。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则说此女：“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嶽及秦太师事”。

但除此之外，元代讲史的具体情形，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佐证。唯讲史平话之大量刊印，可以由侧面看出讲史之盛。

现存平话虽然只有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等，但《永乐大典》就收有平话二十六卷，而《全相平话五种》本身也显示它是一个系列。至少，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之前，必是前集，在《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之前，也必有个正集。另外，《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都可能是在元代刊印的。

平话又作评话，以区别于话本中的词话、诗话，即指不加弹唱和伴奏的表演形式。

平话中虽然也有诗赞韵语，但都只用作评论或描写战斗场面，渲染环境气氛，而不是出自人物之口，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等不同。

平话源于宋元说话中的讲史，但其性质已变。不再通过艺人的声口、动作、表情，而是以书面文字的形式，由阅读来完成创作与接受的过程。故不能把平话看作说唱的讲史话本。

平话的语言，和其他话本小说也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简单的文言文，而不是所谓白话。它的分卷形式更是沿袭古代书籍的编辑形式，而不是说话人讲史能有的。

由内容上看，《五代史平话》主要根据《资治通鉴》，也参酌了新旧《五代史》。有时直接抄录《通鉴》原文，有时据以改写。

在采录《通鉴》时选择了较多富有戏剧性的内容，如战争场面；增加了一些表状书诏和诗词题咏，敍述文字也作了通俗化的处理。其结构分梁、唐、晋、汉、周五部，每部又分为上下两卷，每部有目录。这明显是学新旧《五代史》的体例。正文的敍事，更是按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

因此，我认为：平话并不如过去的研究者所说是民间说书人话本，而是文人书写编录以做通俗推广的史述。

这也是这类史述都严格依据《通鉴》的原因。

五、演义：演《通鉴纲目》之义

明人已很少提到讲史，代之而起的是“演义”。

此词出自《后汉书‧逸民传》，晚唐苏鹗将此词作为书名，着《三国志通俗演义》十卷。到了南宋，以演（衍）义为书名的著作渐多，如王炎《春秋衍义》、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张德深《潜虚演义》、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等。

明代小说以演义为书名者，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始。

今所发现最早的《三国演义》为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张尚德作引的本子。其后蔚为流行，如《东西汉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极多。其后历史演义代有所作，直至民国，还有蔡东藩编的《列朝通俗演义》。

此等书，有时还称志传。如嘉靖二七年叶逢春刊《三国志传》，全称为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版心则简称“三国志传”，而各卷题名，作“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卷一）、“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卷二）等。其他小说，也有混用演义与志传的，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又作《开辟演义》，《列国志传》又名《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又名《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隋唐演义》又名《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志传之名，源自《史记》，是后世正史的标准体例。另外，“传”的本义是解释，如《春秋》三传，就是对《春秋》史事的解释、补充，与“演义”的本义略同。小说而名志传，与号称“按鉴”的用意差不多，都是强调小说内容谨按史书，尤其是谨按《通鉴》，有根有据。

《新刻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按鉴增补全像两汉志传》《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等，都有按《通鉴》或《纲目》增补修订之意。另外有的虽然没说按鉴，而称“按史”，意思差不多。

“按鉴”改编的风气，除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响，也与明中叶以后史学界的动向有关。

宋亡以后，史学步入低谷，元代外族入主，所修《宋史》，甚为芜杂。入明以后，史学逐渐复兴。嘉靖十五年，乃有重修《宋史》之议，以后陆续有修订《宋史》的著作问世。影响较大的，是柯维骐的《宋史新编》。

其他各朝史，也多有删补、注释。编年体史书，则有邱浚《世史正纲》、许浩《通鉴纲目前编》、南轩《通鉴纲目前编》、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等。

六、历史真实性的强调

了解了这个大环境，我们才可以明白当时的演义何以特别强调历史真实性。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清人曾批评此书仍不免夹杂了三分虚构，但其实它对《三国志平话》中违背史实、过于荒诞不经的内容已予大量删改，提高了历史真实感，庸愚子的论点正是揭示了这一特色。

但可观道人为《新列国志》作序，又指摘《列国志传》不符史实，并就冯梦龙的改编，提出了历史演义的创作原则：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

可见此一观点是不断在强化的。历史演义书名前题有“按鉴”或“志传”，以史着自居，即以此故。

在具体创作时，作者亦勤于搜罗史料，杂以考据，常常以按语的方式在敍述情节的同时辨证史实，俨然史家笔墨。

章回体的形成也和编年体和纲目体的史着体裁有一定的关系。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称“大节题目具依《通鉴纲目》”。每卷卷首标明本卷起迄时间，亦仿《纲目》体例。在敍事模式上，打破了平话单线发展的情节结构，而采用头绪众多的敍事方式。和平话相比，表、章、奏、书亦大量增加，有的且直接从史书中辑录，并引用史家和其他文人的论赞题咏。其敍事语言亦是浅显的文言，有的且直接从史书中过录。

在明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几种类型中，历史演义是形成最早、作品最多的。甚至还可以说；历史演义的风行，带动了其他通俗小说的创作。因此上述种种，亦是了解明代其他小说的基础。

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比天都外臣序《水浒传》(万历十七年，1589)、世德堂本《西游记》(万历二六年，1598)、《金瓶梅词话》(万历四五年，1617)要早半个多世纪，比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要早得多，实开明朝通俗小说刻印之先河，也是其它长篇小说之范本。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前，并无堪称长篇小说的文学体裁。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名和题署看，显然即是以小说作为《三国志》的“传述”之作。所利用的史料文献，除陈《志》裴《注》和《后汉书》外，还包括不少野史笔记、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并可能参考了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有的明刻本标明“按鉴”，万卷楼本《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卷一结束语：“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以下各卷同此格式，便是明显模仿《资治通鉴纲目》的。

此外，《通鉴》通常在重要人物初次出现时介绍其生平，在人死时给予总结性评论，这是编年体和纪传体结合的记敍方式。《三国志通俗演义》亦然，有不少内容直接取自《通鉴》。

如《通鉴》叙皇甫嵩讨黄巾时与曹操会合，记曹操事始此。另引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裴注中孙盛《异同杂语》等材料，介绍了曹操的出身、性格和时人对他的评价。《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叙曹操初次出场，也是和皇甫嵩会合，并按《通鉴》体例，叙曹操身世。在《通鉴》的大框架下，《演义》还引用了裴松之注中所载的几个小故事。

这段插敍长达六百多字，跟故事连贯，乃是模仿《通鉴》而增入的。在《三国志平话》中曹操出场的时间就较晚，也无对他身世、性格的介绍。

又，史书的特点之一，就是附载重要文献，如诏、令、疏、表、书等。《三国志通俗演义》亦然，《通鉴》及陈志裴注所载文献大多被它引用。有的全文照抄，有的稍加增减，显然有意追摹史书的行文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还中有大量的注释，这也是讲史平话和其他类型通俗小说没有的。

嘉靖本的注释用双行小字列于相应的正文之后，其他版本如联辉堂郑少垣刊本《三国志传》、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往往在双行小字注前加参考、补证、补订、考证、补遗、发明等字样。这也是有意模仿《三国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史着的结果。

《三国志》裴松之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都十分著名，元明以来这两部史书都和注文密不可分，一起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整理、刊印者在参考史料的同时，也效仿了史着正文中夹注的刊刻形式。

又有时直抄史书，连带把史书的注释也抄了下来。如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叙陈宫说吕布用兵，其说辞大段抄《史记·淮阴侯列传》，连注解也录入了。

凡此各端，均为后来者所效仿。

七、从历史演义到时事小说

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到万历之前，刊印的历史演义有以下几种：

《皇明开运英武传》，嘉靖十六年刊，郭勋等编撰

《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嘉靖三一年杨氏清白堂刻本，第一卷题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以下各卷则题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编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三二年杨氏清江堂刻本，熊大木编

《全汉志传》，题万历十六年秋月书林余氏克勤斋梓。但《西汉志传》卷一题“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署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行。可知同为熊大木所编，其初版时间应该相近。

《列国志传》，有八卷和十二卷本，内容则基本相同。八卷本余氏双峰堂刻本题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署后学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书前有万历丙午（三四年）余象斗重刊的序。

这些都是参照史书而对古本、旧编进行修改的，办法皆仿《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列国志》冯梦龙描述：“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如临潼斗宝等事，尤可喷饭。兹编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以《孔子家语》《公羊》《谷梁》《晋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贾太傅《新书》等书，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观者无憾”，即为一例。

除了参照史书对“古本”进行修改外，后来的作者更模仿《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新编撰了几种历史演义，隐然有填补空白、形成系列的意图。

如《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余象斗编。乃是他重刊余邵鱼《列国志传》后新编的，所以名之为《列国前编》。

崇祯年间还有《盘古至唐虞传》，题钟惺编。结尾处，有书林余季嶽的识语：“迩来传志之书，自正史外，稗官小说虽则极俚谬不堪目覩。是集出自钟、冯二先生着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不必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

又有《新锲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分西晋四卷，东晋八卷，以时代先后顺序敍述，上接三国演义，下止于刘宋。内容基本上依据正史，间采野稗笔记，所用大抵是文言，跟它直接采录史料有关。

此法，也催生了多种明代的时事小说。

时事小说本不能算历史演义，但这些小说确实是以历史演义之编撰手法创作的。

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写魏忠贤，从万历十六年起，到崇祯元年止，编年敍事，每回均标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凡例中，作者自述：“自春狙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谈》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则竟是以通俗文体作史了。

总之，小说家托古改制，或依托旧抄，或改编古本，而皆遵循古史，以作通俗之篇，用以教化氓愚。《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创性典范及按鉴的写作方式，凸现了这类小说的主要价值，是对历史知识的普及，以及以史为鉴的教化劝诫意义。

古史成熟的敍事本领也为小说叙事提供了很好的凭藉，使得它削弱甚至消除了民间讲史的影响。不光是删改其内容，也力图改变其文体和敍事方式。演义，就是改造讲史而产生的新文体。

这种小说或文体，不是用西方或现代小说概念所能掌握的。鱼怎能长出翅膀来？西方没有“正史”这个体系及史学传统，自然不能有这并购了野史的新史学。而这新史学，健翮摩天，到现在还生命力旺盛，兀自回翔在中华大地上。今后史学的传播，还得靠他们，不能期望学院里的史学科系了。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