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家，例如将签名的小便池当做一件正式作品、又在蒙娜丽莎的图像上添了胡子而在现代美术史上声名大噪的杜尚（Marcel Duchamp） ，在1957年说道：「艺术不再是一种由艺术家独立完成的创意行为，相反的，观者藉由解读作品的内在意涵、而让作品与外在世界有了联系，也因此将个人的想法贡献给了这件作品。」

德国观念艺术家博伊斯（Joseph Beuys）也在1970年提出了「大家都是艺术家」（everyone is an artist）的观念，将观众的参与视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而德国当代艺术理论家彼得·韦柏（Peter Wiebel）更指出，未来的艺术将成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民主系统」。

他们都夸现代、讲未来，可是中国明代中叶早就是这等情景了。只不过，主要表现于小说。

可是中国小说史早被鲁迅讲坏了呀，硬是说我国小说跟稗官野史传统无关，且只从作者与作品讲，并无"读者"的角度，故对这类现象少所阐发。周作人、林语堂以降，又只谈公安、竟陵和晚明小品，绝少关注小说。后来大谈小说戏曲的人，则附会资本主义萌芽、左派王学，去讲万历以后的人欲横流、情色大兴。

这些都是错的。我这篇小文，稍介绍点靠谱的脉络。

一要说明代小说初盛中衰，成化嘉靖才复兴。二、复兴的，不只是明初风气，而是整个稗史传统。三、文人"以文为戏"的作风，跟市场化结合了，乃又出现了全新的景观，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民主系统"。

现在，明代在历史上名声不佳，文化上大家也只知道八股、王学、昆曲、晚明小品、情色小说戏剧而已。适当补补课，或许还是必要的。

一、小说大爆发的时代

本来在明初，瞿佑就已写了《剪灯新话》，永乐间李昌祺又作《剪灯余话》，皆模仿唐人传奇，一时「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后来还大大影响了越南、韩国的汉文学。

可是，正统七年二书即已遭禁。

那时，整个社会都鄙薄稗史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陶宗仪《辍耕录》都被认为君子弗之取;、岳珂《穆史》竟成了《酉阳杂俎》、陶宗仪《辍耕录》都被认为君子弗之取；

风气之变，是在成化末年嘉靖初年，故祝允明说稗虞野史"国初殆绝，中叶又渐作"。

祝氏自己深受洪迈之启发，同时陆采仿苏轼《艾子》作《艾子后语》、陆奎章仿韩愈〈毛颖传〉作《香及其他四友传》，而大量唐传奇及宋人笔记如《太平广记》等则皆刊刻于嘉靖间。

陆楫《古今说海》百四二卷，王世贞《剑侠传》四卷、《艳异编》正续五九卷等，一时皆有重大影响，以致导生出许多明人自己写的各种小说与传奇，如钓鸳湖客《志余谈异》、邵景詹《觅灯因话》等。

二、复兴的稗官野史传统

所谓小说出于稗史野史、巷议街谈，是指小说是在人人创作、人人参与中"讲出来的"，并不特别强调单一的、文人作者。

这个传统复兴以后的写作，门类甚杂。

一种是志怪的，如祝允明《志怪录》、陆粲《庚巳编》、徐祯卿《翦胜野闻》。

一种是杂记士人轶事的，衍六朝唐宋志人记事之风，如陆容《菽园杂记》、顾元庆《云林遗事》、杨循吉《苏谈》等。

效法唐人传奇的，则有赵弼《效颦集》、陶辅《花影集》、宋懋澄《九最高别集》、玉峰主人《钟情丽集》、不知作者的《丽史》《寻芳雅集》《龙会兰池录》等。

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曹臣《舌华录》、郑仲夔《兰畹居清言》等则是仿《世说新语》的。

还有一种后来视为小品文，其实就是杂记自己或友朋之故事的，如张岱《陶庵梦忆》。

另一种，便是延续六朝滑稽调笑而蔚为大宗的笑话书，如江盈科《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冯梦龙《古今谈概》、陈皋谟《笑倒》、石成金《笑得好》、李贽《山中一夕话》、张夷令《迂仙别传》、钟惺《谐丛》、潘游龙《笑禅录》等。

此外就是偏于史考及野史纪闻之类书了。皆于嘉靖以后大盛，怕各位看得头晕，就不备载了。

了解了成化末与嘉靖初此类稗史复兴之情况，自然就会明白过去文学史上所强调的晚明现象，其实肇机均早在嘉靖。万历大抵只是嘉靖的延续，踵事增华。故明代中期恐怕比所谓的晚明还更重要。

三、使命重大却又满纸荒唐

而"复兴"云云，指的还不只是刊刻和续作，更指此时恢复了稗史的写作传统

什么传统呢？一是祝允明所说的史重劝惩、二是以文为戏。

这两者本是矛盾的。

重劝惩就企图教化读者，影响人的伦理行为，这当然会着重写作的社会责任、历史意义，使得文不苟作。但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却又不免荒唐志怪、谐戏杂出。庄严的劝惩使命跟游戏为文的态度，奇妙地结合在一块儿。

这是稗史小说之本质，不过不同作家、不同文体表现上略有侧重点不同而已。像明代中晚期大盛的野史纪闻、考证笔记，就远较笑话传奇一类小说严正，史意多而文趣少。可是笑话之滑稽谐谑，固然是以文为戏，其中也未尝没有劝世惩俗之意，故而这两者本是贯串的，但也可以分开来说明。

史重劝惩，在通俗演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每一部书都如此强调，教化群氓之意甚浓。

若说此乃文士向下层民众说法，不免假托史传以示微言，则文人之传奇其实也同样承继了这个传统。

罗汝敬〈剪灯余话序〉说：「兹所记，若饼师妇之贞、谭氏妇之节、何思明之廉介、吉复卿之交谊、贾祖两女之雅操，真文二生之俊杰识时，举有关风化，而是为世劝者」;钓鸳湖客的《志余谈异》，以王翠珠传戒嫖、醒迷余录醒迷、以德政感禽录赞美清官;邵景詹〈觅灯因话序〉自道：「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都点明了这个特点。

这些传奇，本是模仿唐传奇的，故鲁迅说它：「文题意境，并抚唐人」。但重视风教劝戒，却又使它有近于宋传奇之处，被鲁迅这样不喜欢的人讥笑是头巾气太重。

只是，风教之气虽重，此类传奇仍旧难掩风情。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曾说瞿佑「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翠倚红之语」，即指此。其书写爱情最多，自谓：「记其始末，以附于古今传奇之後，使多情者览之，则章台柳折，佳人之恨无穷」。李昌祺《余话》亦大写才子佳人情事，佳人往往自己送上门来、挽生就寝。

过去讲文学史的朋友，见闻不广，看见晚明颇多风情之作，便大作文章，说晚明重情欲，且如何如何具有重大意义云云。

不知此风由来已久。《剪灯》系列中的女子，与后来的「三言二拍」本无大异。许多晚明通俗戏曲小说亦采自此类传奇。如《花影集》中的《心坚金石传》，《绣谷春容》《情史》都予收入，又改编为戏曲《霞笺记》。刘方三义传，《醒世恒言》改写为《刘小官雌雄兄弟》，叶宪祖〈三义成姻〉、范文若〈雌雄旦〉、王元寿〈题燕诗〉、黄正中〈双燕记〉也都本于此。《金瓶梅词话》九十二回大概也参考了该书的〈丐叟歌诗〉故事。《志余谈异》中有一半作品也都被《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续艳异编》《情史》等收入。

盖此等作品由唐传奇《会真记》、《霍小玉传》到元人《娇红记》，在明人的处理中已构成一个风情丽逸的传统。

一如李昌祺〈贾云华还魂记〉中描述震华知道友人读《娇红记》时虽对侍妾说：「郎君观此书，得无坏心术乎？」另一人则斥娇娘为淫奔之女，可是李氏之作却正是仿效这个传统的。

淫奔的故事、激发情欲的写法，遂成通套。如玉峰主人《钟情丽集》的女主角黎瑜娘便喜读《西厢》《娇红》，性格跟崔莺莺、王娇娘相似。

此类作品后来有两路发展。一是曲终奏雅，前半写风情艳史，私订终身、男欢女爱，后半转入风教，或贞节相守，或忠孝团圆。如《丽史》《怀春雅集》。这是向上发展的。

另一路则不免趋于、流于猥亵色情。如《花神三妙传》《传奇雅集》等。万历间的《绣榻野史》说它们跟各样的春意图差不多，正可见此风在嘉靖间已开其端。

四、以文为戏

此类偎红倚翠、风情逸丽之作，乃当时文人「以文为戏」之一端。

永乐间状元曾棨序《剪灯新话》时就说此书文采烂然，「兹所谓以文为戏者」;王英也称李昌祺书：「特其游戏耳」。

因为是游戏，故除写艳史外，作者还常借此表现其文才，稗史之中，遂多间杂诗文。

如《剪灯. 水宫庆会录》之故事，大抵只是可让主角在龙宫中撰写那篇上梁文的架子;〈天台访隐录〉则几乎是一篇游记体散文。李昌祺之续作亦复如此，〈月夜弹琴记〉讲主角与宋人鬼魂对话，然先从八十一位唐宋诗人一百六十首诗词中各摘一句组成二十首七律，继集成而又七绝;〈至正妓人行〉除序及篇末简单的结语外，通篇亦只是一首长诗。

若说此乃早期现象，则尔后不仅未获改善，反而愈趋肆意。出于嘉靖前后的中篇传奇，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便曾指出：「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有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 其精神面貌，既异于唐人之传奇。而以文缀诗，形式上反与宋金诸宫调及小令之以词为主附以说白者有相似之处,......此等格范，盖由瞿佑李昌祺启之。......瞿为《剪灯新话》，乃以正文之外赘附诗词，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实际可有可无，似为自炫。...... 自此而后，转相仿效，乃有以诗与文拼合之文言小说"。瞿佑、李昌祺之作本为短篇，可是后来的中篇小说同样仿其写法。

这写法是什么呢？

就是基于孙先生说的「自炫」，而把诗文拼在一块。后来通俗小说都效法之，诗文大概都占比重20%左右。

文士炫才，而把诗文钩合到小说叙事中，乃以文为戏之另一种表现。此亦使其不甚似唐传奇，而接近现代的复合文类。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唐传奇只是唐代稗史小说中之一体，明代稗史复兴，恢复的当然也就不仅传奇之体，传奇、志怪、笔记、杂俎，无所不包。

五、专题专项写作

稗史传统之整体复兴，还有几个特点，一是有专题专项化趋势。

如顾元庆所编《云林遗事》、杨循吉《苏谈》这类专记画家倪瓒、苏州轶闻的。顾编分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可说是有关倪瓒故事的集成。何良俊《语林》则仿《世说》，分三十八门，是自汉至元文人言谈的集成。曹臣《舌华录》也同样，辑古人问答隽语，分成十八类。王稚登《虎苑》亦似此，但所辑乃与老虎有关的故事，凡分德政、孝感等十四门。王文禄《机警》，收的便是史上善于机变的事迹，他的《龙兴慈记》则所载均为朱元璋取天下时的故事。黄姬水的《贫士传》讲的又都是历代安贫之士的事。

诸如此类，皆属于专题专项性的编辑作业。不唯上集该类小说之大成，亦大启后来者之思路。如王世贞《剑侠传》，收集历代豪侠故事三十三篇，无疑就对此后的侠义小说写作开了端倪。杨慎的《丽情集》采集古今名媛故事，缘情丽靡，影响亦不小。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更重要。该书廿六卷，十三专题，遍录杭州故事，后来拟话本《西湖二集》乃至「三言二拍」都曾由此取材。万历以后，张应瑜《杜骗新书》、冯梦龙《情史》《智囊》、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江盈科《雪涛谐史》等，也都沿袭着这种风气。

专题专项是集中精力于一端，另一现象则相反，是总揽汇聚型的。

如陆楫《古今说海》，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百四十二卷;王世贞《艳异编》收古今灵怪与爱情类作品三六一篇，均可谓说部之渊海。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胡应麟《百家异苑》等亦然。六朝唐宋元明说部之书，一时俱备，实乃前所未有之事。

整个万历以后的小说发展，可说就建立在这大规模的稗史传统复兴运动（或活动）之上。

如志怪，《太平广记》《夷坚志》《博物志》等均刊刻于嘉靖间，自然就渐启发了后来的仙佛小说。

《世说》首刻于嘉靖中，不仅带动了一大批语林类的作品，那种魏晋隽雅的言谈及疏放的行事风格，更深深影响着万历以后的文人。今所谓晚明闲适小品之人生态度，半由仿效魏晋清谈而来。

再说传奇。唐人传奇之流布，前已讲过，是在嘉靖年间。万历初钓鸳湖客《志余谈异》，中期邵景詹《剪灯因话》即承风而继起者。无此一段，也就不会有后来清初的《聊斋》。

六、在出版市场中繁荣

而这整个历史建构过程，作家是以编辑人身分与出版商合谋的。作家自兼编辑与出版商的情况虽不若万历中叶以后明显，但出版情境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显然空前。

鲁迅曾批评明代后期小说丛书往往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嘉靖以来，编书人之妄，何止于此？裁裂杜撰、巧立名目者，诚所在多有。

但除了这些令考史征实派人士头疼的毛病外，它还有很多影响文学史进程的状况值得注意。

比如前面讲的传奇，从唐到明初，大抵皆是短篇。成化嘉靖间除大量刊刻此类作品外，还因应市场，发展出长篇来，动辄万言数万言。

相对于通俗演义等长篇通俗小说，目前学界通称此为中篇传奇。可是由传奇说，它确是长篇无疑了。

之所以会那么长，一是刊刻流布，不比手写传抄，自可大增其篇幅;二是作者徇书商之请，因为它徐敷陈以谐俗目。

正因为如此，故此类传奇有很强的市场性倾向。例如作者未必署名，叙恋爱而近于，用语亦较浅白。《花神三妙传》《李生六一天》《传奇雅集》《痴婆子传》之情色描写，且开《金瓶梅》之先河。

市场性的东西，一旦畅销，书商就会重复制作，因此作品雷同，类型化十分严重，并会不断被摘选载录到各式丛编中。

各传奇，除单刻本外，常被选到另一些本子中，就是这个缘故。如《国色天香》收了七篇万字以上传奇、《绣谷春容》录了八种。这种汇录本，以后也不断被重刊，或书商委托人不断另编。

此等现象，看来并非好事，但它显示一个文学史上的新时代业已来临，此即读者之时代。

从前，论及文学，主要是由作者面去说诗言志、诗缘情、诗以道性情;或由作品面去说诗文之体、格、法、式，评骘其优劣高下。读者的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不如由作者及作品说那么重要。

且读者主要是接受端，接受作者及作品提供的信息，努力去了解作者与作品，或知人论世，或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读者当然也可兴观群怨，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然而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其作用乃是要使自己产生变化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作者代表了意义的给出者，作品是载体，读者则是接受意义以令自己被教化的。

现在，稗史的作者虽然仍力倡着「史重劝惩」的老传说，努力在作品中进行风教，可是这老传统乃是在一个新环境中活动着的，故情况便不得不有了些变化。读者的世俗趣味、意义取向，开始倒过来，要影响着作者与作品了。

作者主体渐次隐没。服从于读者之需要与意志，因此作者遂多不再使用本名，改采化名、佚名、无名，或假托某大众所喜爱之编书人名做为代号（此即鲁迅所说乱题撰人）之方式。

过去均说这是小说不受文人重视之故，不知古代人写小说并不隐姓埋名，此时为何竟以匿名为时髦？斯乃自我面目既隐，撰作故事以娱看倌，本无太多主体意识可说也。

这时，还有一个制度化的代表性读者，常参与到作者与作品的创作活动中来，那就是以读者观点及角色出现的批点者。

小说戏曲均有越来越多随正文一齐刊刻的评点。读者的声音，犹如戏场边上的喝采声、议论声，堂而皇之，与作者并列，甚至引导着作品的意义方向。过去，只说是读某一小说某一传奇某一戏曲，此后则要说读谁的评本与刊本了，评本刊本不同，作品文本及意涵就不一样。

作品的雅俗之分，乃亦因而混乱了或渐泯了。

仍以传奇为例。古文传奇化，越来越甚。

唐代古文本有应世谐俗之一面，如韩愈〈毛颖传〉、柳宗元〈李赤传〉〈河间妇传〉之类;唐传奇本也有古文笔法。此一传统到明代大获发扬。早期如宋濂〈秦士录〉、高启〈南宫生传〉已是如此。成化弘治间马中锡《中山狼传》、《辽阳海神传》、《韦十一娘传》亦皆有名。

嗣后古文常与传奇相混，到晚明袁宏道〈徐文长传〉、张岱〈五异人传〉、陈继儒〈范牧之别传〉等，古文与传奇简直无别。

古文与传奇相比，古文理应较雅;传奇与通俗小说比，传奇又较雅。可是古文既与传奇混，传奇乃又与通俗小说混。例如形式上传奇中大量穿插诗、词、骈文，虽说是老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秦汉之赋体，但论者颇疑它与宋金诸宫调之以词为主而附以说白者相似。

当时通俗小说本也是说说唱唱的，传奇诗文混体，便与之同风。

传奇的情节与诗词，又常被后来通俗小说所袭用，如《警世通言》所载〈王娇鸾百年长恨〉，即改写自《寻芳雅集》。《欢喜冤家》第二、十、廿四回也分别抄袭了《寻芳雅集》和《钟情丽集》。甚至整个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可视为嘉靖间这一批传奇的继响。

而传奇既广为市井所阅听、大量刊刻于坊肆，则它又难道不具通俗小说性吗？

也就是说：嘉靖前后，历史气氛浓厚，稗史传统亦得以复苏。时人有意识地重建此一传统，但重建后的传统与新的出版情境结合，便形成了新契机，晚明清初许多小说状况即缘此而生发，不可不察。

西方小说繁花簇锦的时代，要到十九世纪，明代中期声色大开的这些小说戏曲，可是它的先驱呀。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