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对古典小说中的各类“演义”并不陌生,《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作品更是家喻户晓。
那么,到底什么是“演义”呢?
我想很多人其实都并没有特别关注过,甚至也可能简单地将其中的“义”理解为“义气”,这种理解与“演义”真正的内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演义:只有一些特定题材的小说才能以之冠名
其实,如今很多以“演义”命名的小说作品,在最初阶段的名字并不如此,它们主要是在明、元两朝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才被以此命名。
在宋元两朝,叙事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抛弃了“唐传奇”类似于传记般的故事讲述,而发展出了“小说”的雏形。
这些变化大部分都发生在通俗文学里,宋元话本虽然很可能只是“说书”人的讲稿底本,内在逻辑、语句等都比较混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叙述,但已经能看到文学创作的痕迹,很多内容都增加了人工刻画的色彩。
这些作品中有一种非常受人欢迎的类型,那就是和历史有关的故事,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讲史”一类里。
但在最初,这样的文本还不能称之为“演义”,它们只是情节较为引人入胜,要么场面热闹,要么故事离奇,总之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一切以能吸引听众为旨归。
这就导致了同样一个故事,各家有各家的讲述。比如秦琼和尉迟恭“三鞭换两锏”的故事,有人说是双方以肉身硬扛了“三鞭两锏”,也有人说双方打得是石头来验证武学威力,但整体的情节都是一样的。
很多人尤其是书商,以前是为说书人刊印底稿,但无形当中就积攒了很多故事版本,于是便将其串联、完善,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文本,并刊刻售卖。于是故事的获取方式就从“视听”变成了“阅读”。
这种读物甫一问世就风靡一时,不断有文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对之进行润色,故事也逐渐定型,在这个过程中,其内涵和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因为元代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黑暗,很多文人找不到进身之路,心中蕴含着极多的怨怼之情,这在诗文领域里是十分常见的,在通俗文学里自然也不例外。
这些文人学者在整理、编写“讲史”小说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内涵的灌输。比如《封神演义》里,重点并不是各路神仙打架,而是“有道伐无道”的天理昭昭,这些内容后来就被明代文人所保留下来。
恰巧,元代又是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的时代,义理思想极为浓厚,对天理、正统等等观念尤为重视。这些思想文化上的背景不可避免地在通俗文学里得到了展现,且成为了这些作品里的主题。
所以,“演义”两字顾名思义,就是阐发经义、阐明义理的含义,这个“义”指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天理、大义。
或许有人会问,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通俗小说有什么关系,比如《三国演义》这种讲述汉末群雄争锋的故事里,关儒家什么事儿?
那就以《三国演义》为例,来看看这部被誉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讲史小说,到底阐发的是什么“义”。
以《三国演义》为例,这部小说“演”了什么“义”?
从流传下来的宋元讲史话本来说,“三国”故事主要是《三国志平话》,还没有用“演义”二字来命名,只是一部备受欢迎的汉末历史故事合集。
而用“演义”来命名这段历史故事,就是在元末明初。
一系列证据表明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又参考了大量的民间传奇故事、杂剧、话本等通俗文学,增删了很多内容,灌入了大量的儒家“义理”色彩,编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是清代康熙年间,毛宗岗根据明嘉靖本加工而成的,辩证史事,增删文字,使其中的“义理”色彩更为浓厚,书名就改为了《三国志演义》,也即《三国演义》。
熟悉“三国”历史的读者其实都知道,历朝历代一般多是尊“曹魏”为正统的,只有东晋、南宋这等偏安王朝才会因为“同病相怜”而以蜀汉为正统。《三国志》共65卷,《魏书》就占了30卷,《蜀书》只有15卷,比《吴书》还少5卷。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120回的篇幅里,涉及蜀汉人物的有近百回,在回目上标明蜀汉人物故事的就占据了82回之多;全书所塑造的经典形象、正面形象基本也都属于蜀汉势力,其他团体的作用就是为了给蜀汉做衬托和踏脚石。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蜀汉中的重要人物,如刘、关、张、诸葛亮逝世后的17个章回中,以蜀汉人物为主的也占据了9个之多。
除此之外,其他势力的武将、智囊团体被蜀汉同类角色碾压,赤壁之战这一占据8回篇目的中心情节,真正的主角也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里的周瑜变为了诸葛亮,周瑜沦为了台前指挥的角色,诸葛亮才是战争胜负的导演者。
这些情节异常鲜明地告诉读者,蜀汉才是当时的正统,是汉代的延续。所以,蜀汉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三国演义》真正所要传达的“义理”所在。
这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桃园结义”的情节中就有很明显的确认,刘关张三人结义时候所发下的誓言就是贯穿全书的主旨: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三人结义的缘由并不是一见如故的友谊和义气,而是“救困扶危”、“保国安民”的志向,“背义忘恩”所指的也不是违背三人之间的小义、小恩,而是家国之义、家国之恩。这种观念在“三顾茅庐”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诸葛亮直接点破刘备帝室之胄的身份,将“匡扶汉室”作为了这一团体最终的目标。
刘备一行人前前后后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来展开的,从破黄巾、讨董卓一直到几次北伐,均不例外。
这就非常明显了,《三国演义》真正所要传递的“义理”,就是君臣契合,匡扶汉室,是仁人志士的一腔忠义。
所以,历来名家评《三国演义》,都持一个“有义存焉”的态度,对孔明之忠、关张之义等等品质大加赞叹,“裨益风教,广且大焉”这样的评语更是层出不穷。那些脱离了“演义”真谛来解读《三国演义》故事的观点,都严重违背了全书主旨,落了下乘,甚至是完全曲解。
这也使得后世诸多的文人学者对历史的品评标准,逐渐从历史演述变为了“义理阐释”。这正是文学创作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也是《三国演义》能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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