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始，各体文学无不受到谶纬的影响，如诗歌中的谣谶、诗谶、郊祀诗歌，散文中的天文赋、祯祥赋等。当然，与纬书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

学术界一般把志怪小说分为地理博物类（如《括地图》）、拾遗类（如《拾遗记》）、搜神类（如《搜神记》）。而这三类志怪小说皆可在纬书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如纬书中充斥地理博物知识，《河图括地象》与《括地图》内容并无二致。拾遗体志怪小说多杂传、杂事内容，如帝王感生之类，此类内容在纬书中自然不鲜见。而搜神体多宗教方术、神仙鬼怪之谈，纬书中有很多近似内容。正因为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或直接采自纬书，或为谶纬观念主导下的创作。前者可称之为“谶纬类”志怪小说，后者可称之为“谶纬化”志怪小说。

关于谶纬类志怪小说，《博物志》直接征引了《河图括地象》《孝经援神契》等纬书中内容，《搜神记》中《舜手握褒》《孔子梦》等，《拾遗记》记载古代帝王的内容很显然也都是采自纬书，并体现五德终始的观念。如《搜神记·孔子梦》本事见于《孝经右契》，宣扬的正是刘氏火德和“玄丘制命”的观念。

关于谶纬化志怪小说，则见于志怪小说中涉及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以及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天人叙事之内容。其事或许并非直接出自纬书，但其创作观念则和谶纬有关。以《搜神记》为例，干宝既认为“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论矣”（干宝《搜神记·妖怪》），故其书中记载了诸多妖异之事。如“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之类。类似的事情也广见于纬书，如《春秋潜潭巴》“贤人去位，天子独居，则女化为丈夫”之类。为了解说事件的象征意义，《搜神记》记载这些事之后，往往会征引《京房易传》之类的文献以资说解。如上引“魏襄王”条便引了《京房易传》“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以此说明灾异之所起和灾异的后果。有时也直接征引纬书，如《搜神记》记载“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麻湖是也”，接着便引了《春秋运斗枢》“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焉”说明其缘由和结果。

志怪小说为何如此钟情于纬书？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应该是志怪小说与纬书精神旨趣相通。纬书中充斥祥瑞与灾异、感生与受命、玄圣与素王等神异叙事，凭藉这些诡怪非常之人、物、事，纬书既可彰显天道之神圣，也可达到震慑人心之叙事效果。如《尚书中候》：“夏桀无道，天雨血。”“桀为无道，地吐黄雾。”《春秋考异邮》：“地生神虻，大如斗。”相信在流行和信仰这种知识的时代，读者读到这样的内容应该有心惊肉跳之感吧。此外，纬书中也有一些日常性怪异叙事，类似《河图括地象》“嶓冢山上为狼星，山上有异草，花名骨容，食之无子”之类。怪而有趣，如读《山海经》，并无惊怖之感。从精神内核看，纬书的这种叙事旨趣和志怪小说相契合。志怪小说所以名之为“志怪”，原因在于其叙事内容多为人耳目所未经者，具有神秘与夸诞之色彩，故鲁迅谓之“张皇鬼怪，称道灵异”。所以然者，或正如干宝所说，这些灵怪之内容能“明神道之不诬”且“成其微说”。所以即便是有“虚错”，干宝也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干宝《搜神记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志怪小说的作者有意识地选录了纬书中的一些怪异非常之事，并且不避讳那些“虚错”的内容。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志怪小说的作者多通纬。如张华，《晋史》本传称其“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干宝，《晋史》本传称其“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根据史籍记载，干宝精通《易》学，解《易》著述颇多。本传“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的“传”当为京房《易传》、夏侯胜《洪范五行传》之类，故干宝与谶纬关系密切自毋庸赘言。又《玄中记》作者“郭氏”，鲁迅以为托名郭璞，而李剑国认为正是郭璞。《晋书》本传称郭璞“妙于阴阳算历”，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缘此可推断郭璞通纬，因此其注《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多称引纬书。此外如葛洪、陶弘景等有道教背景的人物和谶纬关系也很密切，因为谶纬与早期道教瓜葛很深，现存的一些纬书可能出自道教人士之手。与之相类，一些佛教徒也多通纬，如支谦、康僧会等。受此影响，不仅汉译佛典与佛教论述中多谶言纬语，佛传故事中也多感生、异貌、谶应内容。

李剑国认为谶纬迷信为两汉志怪小说生长发展之基础与条件，此为卓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但我们认为谶纬和志怪小说的关系可作进一步延伸，比如纬书中的一些怪异叙事标志着志怪小说之成立。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志怪小说既然直接征录纬书内容，则从文体学角度看，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今存《河图括地象》中许多内容可以目之为志怪小说，《尚书中候》之《考河命》《合符后》之类不仅情节完整且曲折有致。其二是纬书中的怪异叙事内容非常丰富，设若当时有人加以辑录，则谓之志怪类小说集未尝不可。事实上，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家也正是从纬书搜集素材。史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其《博物志》乃“捃采天下遗逸”及“世间闾里所说”而成。《博物志》原有四百卷，因“惊所未闻，异所未见”，被晋武帝要求删为十卷。《晋书》记载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那么他要张华删去的内容或主要是采自纬书的内容。这些纬书中的志怪叙事单独编成一部志怪小说集，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同样，王嘉的《拾遗记》“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故萧绮讥其“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拾遗记·萧绮序》）。文体相类，内容丰博，以纬书推研志怪小说之成立应该可行。

当然，讨论谶纬与志怪小说之关系，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志怪小说中的谶纬类内容与谶纬化内容有一逐渐衍变的过程，即谶纬类内容逐渐让位于谶纬化内容。二是谶纬对志怪小说影响有一个从价值判断到叙事技巧的演化过程。早期志怪小说中的谶纬内容多为了彰显其政治德化意义，故叙述祥瑞或灾异时多会称引《京房易》等以助解读。而在后期的志怪小说中，情节性更强，爱奇尚怪的趣味更加明显。有时甚至在熟知的纬书内容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样的小说更富艺术情趣，而政治宣扬的意味则相对被淡化了。如汉高祖刘邦与剑，高祖“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国家及民间政治神话中也盛传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那么这到底是把什么样的剑呢？早期的《汉旧仪》《古今注》关注的只是剑的尺寸，而《拾遗记》则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刘邦的父亲太上皇获得一把殷商时期的匕首，上有古字，锋利无比。后来太上皇游历山中，见工人铸剑不成，需得此匕首方可。果然，匕首融入炉中即铸成神剑，“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晦”。上皇将剑赐予高祖，高祖常佩于身，“星精为辅佐，以歼三滑”。尽管故事中也有取自纬书的内容，如《孝经钩命诀》：“萧何为昴星精，项羽、陈胜、胡亥为三滑。”但这已经不是主要内容了。故事主要目的是为高祖那把神奇的斩蛇剑找到一个依据，并以预言和验证预言的情节模式结构故事，使之首尾照应。

我们可以将这种利用谶言安排叙事的结构方式称之为谶验。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关键词，谶验具有内容和模式之双重功能，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学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从内容上看，小说中谶验有不同的类型，如天象谶、谣谶、梦谶、异象等，其根源在于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天人感应。从叙事模式上说，谶验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展开，因而具有强大的结构功能，对于小说情节安排、人物叙写有很大的作用。再从审美情趣上看，中国人的谶纬观念根深蒂固，谶验因此成为中国人最欣赏的叙事模式之一，也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特色和审美情趣。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