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要是能艾特唐太宗来回答，肯定会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通常情况下，绝对大多数人物与事件都是由史官集团记述的。包括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古代人物知识等，大多都是由史官记载的典籍流传下来的。

为什么隋炀帝是个昏君？

为什么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是伟大的帝王？

……

还不是史官写的。

史官在古代可谓是一个高危职业，大名鼎鼎的司马迁知道吧？那就是因为说错话被汉武帝施以宫刑的史官。

所谓史官，即被任命撰写一个国家、集团或机构的历史或系统地记载它们的人；也指古代朝廷中负责整理编纂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史实的官员。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

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

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注》与帝王】

《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一举一动的言行录，内容十分详尽，主管编修起居注的官员在除了皇帝的私生活外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要在一旁服侍，以便随时记录下帝王的言行，大到颁布新的法令、小到向太后请安，在起居注中都有迹可循。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起居注》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基本上从李世民开始，帝王会或多或少干涉史官，之前很少，虽然司马迁被收拾了，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陵的缘故被牵连了，而且最后《史记》里面还是该怎么写怎么写了，可见汉武帝也并没有太多干涉。

满清修史就更不用说了，抹黑明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李世民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唐人刘肃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问诸遂良道：“你主编起居注，一般都是记录一些什么事呢？能给我看看不？”

诸遂良双手作揖道：“现如今所谓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君主言论行事的史书。记录的时候遵从真实的原则，帝王所作所说无论好坏善恶都会记录下来，以便帝王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警惕日后会有君主施行暴政。但从古至今没听说过有皇帝想要看记录自己的史书的。”

李世民不置可否，反而问：“那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会记录下来咯？”

诸遂良答道：“遵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位就是记录事实真相，对陛下的行为必然是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咯。”大臣刘洎也进言说：“即使诸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

原文：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肇，君举必记。”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大唐新语 卷三》

唐太宗估计是怕“玄武门之变”令其在后世中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异常关心《起居注》记载了些什么。

《大唐新语》多取材自《朝野佥载》和《隋唐嘉话》，记录了从唐初到大历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可信度较高，因此这一段唐太宗向诸遂良要求看起居注的记载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除此之外，李世民先后还另外要求看《起居注》两次，第一次发生在贞观九年，第二次即上文的贞观十三年，前两次都没看成，直到一年后的贞观十四年李世民才看成。这次李世民没有找诸遂良，而是找到了房玄龄，让他把史官已经撰写抄录好了的当朝国史复刻一份给他把关，美其名曰“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在封建社会，上至天子宰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自己的“身后名”，也就是死后的名声非常看重，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自己才会不朽，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千古留名。所以有诗曰：赢得身前身后名。

如果不是昏君和暴君的话，一般情况下没有帝王会轻易得罪史官，更不会也没有权利命令史官改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