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怕史官记载是还珍惜名声、还要脸。

比如自万历初张居正重设起居注以后，就着实吓了尚还顾及脸面的万历帝好些年。

有天万历帝还宫时得意忘形，偶然间说了些不合适的话，突然一转头发现了跟在身后的起居注史官，顿时非常懊悔地跟身边亲信抱怨道：“千万别给史官听到啊，听到又得给我记上一笔了！”我估计万历帝当时应该是心头一凉，这下传出去又得丢脸了。

万历丙子，内阁奏设起居之职，以日讲六人日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御门早朝，起居、史官立于螭头之下，驾出则扈从。

上一日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之，闻则书矣！”

起居之设，有益于君德如此。惜其职不尽举耳。

为什么他怕被史官记载？

因为在意脸面，怕被世人评论，怕被骂啊！

毕竟明朝很多官员士大夫以骂皇帝为荣，虽然很多皇帝说这是“卖直沽名”，对此深恶痛绝，万历帝更是亲自动笔，在内阁所拟草诏上增添批注。

孟一脉这厮如何轻率凟奏，姑着调外任，今后言官建白时政都不许掇拾浮词、捃摭旧事，卖直沽名，再有这等的，重治不饶！

上怒其掇拾馀言，沽名凟奏，夺俸一年，仍戒言官不得讪君卖直。

…惟一时偶疾，未能遂心，非朕倦勤而自偷逸也。至于左右近臣不过承旨办事，朕皆独断，纵有一二狥私坏法，朕自有处治，岂敢为姦。

近来诸司官员多有不务本等职业，不畏祖宗法度，或轻信讹言，沽名卖直，诬讪君上；或妄生议论，扰乱国是，排挤端良；或窥探观望，煽惑人心；或邀结附和，颠倒公论。言路原无阻塞，动辄借口；诏旨方行禁革，公然违犯。彼奏此辩，甲是乙非，章奏满前，使朕不得徧览。如此纷乱，是何朝纲？

…上亲更定数语，如“一二狥私坏法，朕自有处治”，及“沽名卖直，扰乱国是”，皆御笔添注云。

为什么不可以命令改写内容？

可以是可以，但改史是件很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环节及相关人等太多了。

很多事情是一环套一环，妄想掩盖一件事，就得篡改十件百件事情的历史细节。

满清修明史修了上百年，很多事情还是互相矛盾对不上号，这只会加重世人的怀疑。

而当朝朝廷能掌握主导权的史书无非起居注、实录等等，实录还得后任皇帝修，即使皇帝强迫修改起居注，后任皇帝帮着在实录遮掩篡改，但也架不住这帮文人士大夫的笔杆子是真的多啊。

你管得了实录、国史，你还管得了他们的私人信件、著书？

你毁得了刊刻，还管得了人家手抄？

成化弘治朝吏部尚书王恕刊刻了一本大概是个人传记的书，据说书中有诽谤先帝宪宗的言语，书中化用《尚书•五子之歌》，批评宪宗“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凋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锦衣卫镇抚司奏上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罪状。言：

文泰初欲奏尚书王恕与后军都督府带俸都督佥事关昶计议，因得恕擅作威福等事，即写成奏稿一纸，又将恕所刊传示为民都御史吴祯。

祯见内引《尚书》五子之歌，“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凋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等语，意近诋毁，因言：“待我举奏，为先帝报不平，虽死不悔。”遂亦创成奏稿，留文泰家。

文泰自摘稿内“立心矫诈”等语，增入已稿。祯后又为文泰润色，及增“迹此姦欺不臣可见”等语，且词连大学士丘濬，谓“文泰尝往谒濬，语及恕传，濬言不当板行，若有豪杰之士奏闻，厥罪不小”，及朱语“沽直谤君”四字为濬所说。

缘文泰因挟私恨朋，谋奏诋大臣，及言恕传诋毁先帝，无从取证，所述濬言亦係单词，请逮濬、恕对理，并治吴祯等罪。

上曰：刘文泰诬奏及妄攀大臣，甚是刁泼，宜重罪。且从轻降太医院御医。王恕作传卖直沽名，本当究治，宥之，传并板即令焚燬。丘濬罢。其馀悉免问。

恕复奏申辩，且言：文泰奏臣无一得实，又係革前之事，法司将臣与主使写本符同妄奏，有罪之人一槩参奏，似无分别。乞勑法司辩理，庶不枉抑。

上曰：此事已发落矣。

孝宗把王恕写的传，甚至是原刻书板，都一并焚毁了，但宪宗那些奢靡荒唐的事还是传得满天下都是。

因为总有人秉笔直书，况且明朝朝野士人尤其喜欢私著各类笔记、小说，把书板毁了还能手抄私下传录，而且皇帝真要这么干，他们更得写书骂死你。

篡改史书那更是要被天下群嘲千百年。

就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模范皇帝，还没怎么改呢，就被人非议了上千年。

像万历帝早年怕被史官记上一笔，结果最后连自己和亲信小声哔哔的“莫使起居闻之，闻则书矣！”都被于慎行给记在了《谷山笔麈》中。

于慎行长期作为万历帝的日讲官，算是帝师，自然清楚万历帝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这些人把皇帝在宫中的言行传播出去的，能有什么办法。

如果万历帝当时强迫让记起居注的史官把这段改了，那绝对会有一堆士人笔记记载这事，万历帝名声更差。

古代科技不发达，不是谁都能有满清的本事控制言论的，就是满清也没法完全掩盖历史真相。

其实官员百姓都应该珍惜皇帝还要脸的日子，至少还有所顾忌、有点底线。

比如等到万历中后期，万历帝彻底无脸无皮、彻底放飞自我以后，反正他无所谓你骂不骂，也懒得管史书和朝野士人怎么写，那才是真正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