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演义小说中，道具流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情节，是一种戏剧桥段的成型和发展过程，其核心是“一物降一物”的民间文学逻辑。

《水浒传》中钩镰枪破连环马这一情节，历史事件原型应该是宋金战争中的郾城之战，岳飞大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的精锐骑兵“拐子马”，实为古典名著小说的“道具法宝流”滥觞的雏形。

同期成书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以木兽破象阵，以地雷破藤甲兵，并不是这种机械逻辑，而是一种因地制宜的随机应变。比如六出祁山时司马懿并没有藤甲兵，诸葛亮照样用地雷破敌。

《水浒传》的重要人物“入云龙”公孙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后期更习得“五雷天罡正法”，一人便可敌万军，稳坐梁山泊第四把交椅。

敌方阵营中同样有高廉、贺重宝、包道乙、乔道清、马灵等多名通仙术的法师，其战斗力可以轻易击败一名甚至数名“天罡三十六将”级别的梁山头领，梁山能节节胜利，便是靠着公孙胜这张底牌。

《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神通广大的仙人，如南华老仙、左慈等，然而，都只是浮光掠影般出现，绝不影响历史故事的主线剧情。

参与了主线剧情的仙术师，张角会兵败病死，于吉会被孙策斩杀肉身，诸葛孔明固然可以借得东风、但七星攘命术被魏延轻易破去，亦绝不可能因自身的种种法术、仙术，逆转历史车轮进程。

因此，当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限制了源自恩师《水浒传》的这些法师设定，便使得该书成为了更纯粹的“军事战争小说”。其后的《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大明英烈传》《残唐五代演义》等等，无不遵照这一模式，成为历史演义类小说的共性。

反之，本身已带有浓厚的“玄幻仙侠小说”色彩的《水浒传》，其类似后续作品， 后续无数小说跟风沿用这一设定，派生了《杨家将》故事中的“降龙木”，《薛刚反唐》中的“乾元镜”，逐渐变成一种固定的戏剧模式：“一物降一物”道具法宝流。

而这些演义小说中，颇有很多沙场猛将，常用兵器变成了两只大锤，如《隋唐》李元霸，《说岳》岳云，《大明英烈》沐英等等。

要知道，作为实战武器的锤，主要功能性是破甲，锤头也就成年人拳头那么大，重量也并不太重。那种民间文艺作品中几十斤上百斤的双锤，是没有实战价值的。

但是现存武术套路中，确实有双锤的套路。清代文物中，也确实有那种造型夸张的大锤。

一般认为，这是民间跑江湖卖艺者使用的表演道具。也就是说，双锤的器型、套路，实际上起源于民间卖艺，而非战场。清代话本小说的作者是受民间卖艺者的影响，创作出四大锤八大锤之类的文学形象。

那么问，为什么清代会出现此前历代没有的大锤表演艺术家？

从现存笔记小说的记载来看，宋元明清存在一个市民文化逐渐下沉的脉络。宋元 时代，民间文化存在极大 的城乡差异。东京汴梁繁荣的市民文化市场，与宋元笔记中描述的乡间社戏，有极强的割裂感，几乎相当于世界博览会与农村庙会这种程度的文化割裂。

明代因其政策原因，相对于宋元，整体社会氛围、商品化 程度是趋向保守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皇宫的营造是采取招投标外包的市场化形式，而明代修故宫则是全国各地工匠自带干粮服徭役。这就使得明代的市民文化，主要集中于主要大城市，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中产市场。而广大农村则陷入相 对宋元的倒退与停滞。

清代相对于明代，则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玉米番薯的引进导致的人口爆炸;二是清初战乱导致的大城市退化。这种大背景下，清代相对于明代，市民文化实际上出现了市场下沉。原本萌芽于大城市的市民文化，开始 逐渐向新兴的、均质的乡镇扩张。我们今天熟悉的传统民间文化，如戏曲、相声、曲艺等等，都是定型于 这个市场下沉的大趋势中。

市场下沉意味着审美下沉，夸张的表现手法显然更适应市场下沉的需要。耍大锤的江湖把式，很可能诞生于这种下沉市场的审美变化中，并因群众之喜闻乐见，而逐渐流行，反过来影响到了民间文人的话本创作，从而诞生了岳云、沐英、李元霸等使用双锤的文学形象，并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