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六十年前，读初中时我就记住了“蔡东藩”。那时我正沉迷于武侠小说，为了了解武侠小说的生活背景，开始读历史演义小说。虽然蔡氏的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深了一些，但也能囫囵吞枣地读下来。蔡东藩恰恰又与我当时的班主任（杨东藩先生）同名，我才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蔡东藩的书有特色、很畅销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1900年），整个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此时无论是忧国忧民的传统文人，还是追求新的思想意识、正在经历着蜕变的知识分子都在关注与思考如何挽救危亡与救国救民问题。蔡东藩正是一位传统的忧国忧民之士，他思考的结果是用历史启发民众。清代的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中国自古重视自己的历史，自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以来，史学越来越不被世俗重视。像《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那个中了进士的范进，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史学与科举考试特别是仕途没多大关系。

自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以后，新学独盛，史学更是雪上加霜。利用中国历代先贤救亡图存的事迹与精神，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从而拯救中华，这是一些传统文人的想法。著名谴责小说作家吴趼人曾“发大愿编写历史小说”，并撰写了《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用历史教育民众。可惜，时不我与，吴趼人不久因病去世，其计划自然便夭折了。他所遗留的“大愿”，是与其思想意识接近的蔡东藩完成的。

《蔡东藩说中国史》，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蔡东藩的第一部“演义”是《清史通俗演义》，当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清史（《清史稿》印于1928年），这部书应该说是开创性的。写此书的直接动力，是他对清亡之后有些人仍然沉迷于帝制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不满，另外也有总结清王朝二百多年经验教训之意。

蔡东藩的这套“演义”基本上是从后往前写的，他从清史写起，其后是：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时间是1916年7月到1926年9月，会文堂是用有光纸石印、线装，很廉价。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会文堂本还很多，充斥于旧书店、旧书摊。

东藩之孙蔡福源用四五十个字概括了这套书的特色：“朝代多，人物众，篇幅长，跨度大，头绪繁，事情杂，史料实，详略当，连贯好，情意浓，趣味强，阅读易，引力足，印象深。”此书一出版，就风行全国，销售至“十万”。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印数。普通书籍，每版也就印个两三千册。

蔡东藩书中所贯穿的思想主旨在传统文人群体中是先进的

蔡东藩这套书中所贯穿的思想主旨在传统文人群体中应该说是先进的。毛泽东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精华之中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民本思想。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蔡东藩的“说中国史”中所竭力主张的正是孔孟所倡导的。他把儒家倡导的尧舜之治和仁政学说归纳为“开明专制”，他倡导“开明专制”，摒弃“绝对专制”。

这套书虽名“演义”，但它还是与读者熟悉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等不同。“三国”等作品更注重文学性，就文体来说，它们更接近“英雄传奇”；而蔡东藩的“演义”，虽然也有铺排，也有虚构，但其重点还在于叙述历史事实，它是历史读本。这一点自从它出版之后就被读者肯定了。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新记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文史知识，裨益匪浅，因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

毛泽东也很喜爱这套“演义”；购买曾要凭干部证件或介绍信

毛泽东也很喜爱这套“演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委托在敌后工作的李克农为他购买这套书。买来之后，他一直把这部书放在自己床头，作为常常翻阅的书籍。“文革”中出版业凋零，但还是出版了《民国通俗演义》（是否全套《历朝通俗演义》，因为我没看到，不能妄说。我只看到这一种，是大字本的，分订为八本。陈志根的《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也没有提到蔡书在“文革”中的印本）作为内部书，购买要凭一定级别的干部证件或介绍信。当时号召高级干部要“读点历史”，毛泽东就向他们推荐蔡东藩的这套“演义”。

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非常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学生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如陈稺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五十年代出版通俗历史著作时，他推荐了《历朝通俗演义》，并为之作序：

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例如：他对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 加以适当地批判，对于帝王自己为了要求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而制造的神话，也都予以无情地讽刺。这证明了他作这部书并不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我认为，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蔡东藩的书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

现在不是“熟记”不“熟记”，而是有多少能力、时间读《二十四史》了。因此，蔡东藩的书就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了。

蔡书自从问世后曾多次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有人觉得印得太多了。记得四十年前曾与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讨论过什么书要多印的问题。他说，有的书就像“大米白面”，什么时候到粮店去买都要有，至于那些高级的粮食，像西贡米、冰船面或北京人很少光顾的莜面、高粱面、小米面倒不一定时时要有（当时人们还在用粮票，对粮食的需求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样化）。书籍也是这样。像“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水浒传》《三国演义》“楚辞”“李白诗”“杜甫诗”“苏轼作品”《唐诗三百首》……这些就属于“大米白面”之类，什么时候去买都要有。从现在人们的精神需求来看，《蔡东藩说中国史》也将成为“大米白面”了读者什么时候逛书店都能看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16年09月12日，原标题为《蔡东藩的书，如“大米白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