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体育文化，中西方体育文化由于地理环境以及种族之间的先天差异，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体育文化和以竞技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在文化背景、基础及其根源上都呈现出相应的差异。通过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对比，探寻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以辩证的思维看待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从而从体育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中国体育的文化背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性理解

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主要代表，而作为中国体育精神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正体现出这两种文化的精髓。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体育精神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没有离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性理解。

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体育的太极拳等体育运动中。太极拳既是一种体育运动，又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通过人的身体得以展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太极拳运动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太极图中所体现的阴阳以及相生相克等思想，都是对《周易》思想的某种继承，而儒家思想又与《周易》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正如中国传统的艺术与医学一样，虽然表现在不同领域中，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体育中是通过自然的人化来表现的，即自然的各种特性和现象是通过人集中地体现出来的。儒家认为，太极是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太极的运行中，人体内的“气”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并通贯全身，均匀自由地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使每个部位所包含的“气”既不多也不少，这就可以使人体在活动中保持平衡。这也说明了太极为什么既阴阳相克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原因，而且这种平衡是通过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保持的。这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由此可见，代表着对天人关系的内在性理解的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体育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生生不息的太极运动展现出来的，太极运动体现着人的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的合一，而这种合一是通过自然的人化表现出来的。

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体育中主要是通过各种动物式的拳脚形态来体现的，如猴拳、螳螂拳、蛇拳等。对动物某些动作的模仿，并不仅仅是出于这些动作对人的身心健康有所裨益，其中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理由。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长期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伦理纲常观念作为其核心部分限制了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为了打破社会伦理对人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道家文化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念，提倡人向自然的回归，意在打破社会伦理思想对人的等级制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因此，体现道家文化的各种传统体育形态都是对自然的一种复归，提倡要像动物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通过人向自然的回归达到人与自然合一，这就是道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如果说中国传统体育中太极拳等体育活动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是自然的人化，那么五禽戏等体育活动所代表的道家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则是人的自然化。

可见，无论是自然的人化，还是人的自然化，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内在性理解。无论是太极拳还是五禽戏，都是中国传统体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即天人合一的表现方式。人与自然的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而以中国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中国体育正是通过人的体育运动来展现这种文化精神的。

二、西方体育的文化背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性理解

西方体育的存在与发展有着与中国体育完全相异的轨迹和方向，进而展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种理解和认识，即超越性理解。从文化角度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除了内在性路径之外即是超越性路径，即在各种社会活动之外来寻求一个超越性的存在，作为一切活动的标准和价值源泉。这表现在西方体育形态上即各种不同的体育赛事中的体育竞技项目，尤其是通过田径项目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体育精神。田径比赛要求运动员的动作要尽可能地规范合理，以便能够在比赛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浪费，从而达到最理想的运动状态。而对这种理想运动状态的衡量则是通过时间的刻度来实现的，把客观的科学时间与人的运动勾连起来取运动状态的极限值是西方竞技体育的一个主要特点，通过不断打破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运动极限值来实现人对自然的超越。

西方体育文化精神中的人是一种机械物理性质的人，人在体育运动中是以动物性和自然性为最终标准的。因而，对体育运动中人的描述术语也属于物理语言，如速度、力度、频率、高度及力量等。西方体育把人定义为生物和物理性质的人，这是与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西方的体育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体育精神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精神又是奠基于整个古希腊丰富灿烂的文化之上的，而代表古希腊文化精髓的就是当时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数学和物理学上，当时的理性精神体现在古希腊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建筑雕刻和体育运动最为明显。理性精神在建筑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建筑作品一定要遵循合适的数学比例，这样才可以既符合物理学原理又符合人的审美原则。如果说建筑雕塑领域所体现的古希腊理性精神是静止的比例关系，那么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则完全体现了其运动测量关系，而这种运动测量也是古希腊理性精神在生物物理运动范围内的一种表现。运动范畴在古希腊文化中的界定可以通过哲学家罗素的总结来说明：“对于企图对运动作出科学说明的希腊人来说……，看来只有两类现象才是重要的，即动物的运动与天体的运动。”［1］可见，人的体育运动无疑属于生物物理范畴，也就必定遵循生物物理学规律，而生物规律只是物理规律在有机界的体现。这种理性的、机械的、体育精神随着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起更加明显，“在近代科学家看来，动物的身体是一架非常精致的、具有异常复杂的物理 化学结构的机械；每一次科学的新发现都包含着动物与机械之间的表面鸿沟的缩小。”［1］通过近代自然观的建立，有机界与无机界的界限在不断地缩小模糊，从而可以在机械论力学的解释模式下说明所有自然现象。可见，西方体育精神的建构就是在其物理性和理性精神的特征下，在实践意义上进行量化的产物。西方体育运动的量化也由此体现，包括训练过程机械化（对某一身体部位的单方面加强）和考核结果数字化（对各项比赛结果进行归类对比）等。西方体育运动通过各种量化指标（高度、强度、力度和速度等）来判定比赛结果，在比赛过程中参赛者更是努力把自身的各种生物物理效用发挥到极致，以达到最佳竞技状态。可见，在西方体育运动中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循着理性的可度量的生物物理原则。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解释系统不断完善，进而发展到可以用机械论来解释人本身，并把人看作复杂的机器。这样，西方的体育运动就是在这种机械论运动观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对每个运动动作都尽量做到符合人体运动力学，把整体的人看作不同部件组成的精密机器，而要这台复杂的机器能够发挥最大效能，就必然对机械化分解的运动员各个部位进行合理的比例改造，从而达到最佳比例，进而达到最大成效。所以，西方参与体育竞技的运动员都是身体健壮、棱角分明的。而达到最佳状态则是通过对成绩的读取和记录来完成的，人通过不断的完善、改进，使身体更加符合科学的运动原理，从而达到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三、中西方体育精神差异的文化溯源

为何西方的体育会走一条与中国体育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深入探讨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形态特征，有助于通过更为准确地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和边界，为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作准备。“体育运动所体现的是运动背后的人类学意义，它揭示着人与自然的关系。”［2］因此，对中西方体育精神的深入理解就必须对各自的文化背景作深层次的探讨，只有深刻的认识到中西方文化在根基上的区别，才能合理解释中西方体育精神的差异。

中国体育主要体现在人的各种体育形态中，通过体育形态来表现其文化内涵。中国的体育形态具有很强的会意特点，往往可以在各种体育动作中领会到大自然的背景性作用，即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这种合一的状态正是通过人的某种体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内在性特点。例如，中国传统的猴拳、螳螂拳等，通过对动物的模仿而达到向自然的回归，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这是中国体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把通过对动物模仿的体育活动来体现人与自然合一称为人向自然的回归，那么通过人的体育活动来表现自然的本性则是中国体育的另一个主要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太极拳之中，太极拳体现了自然的人化，人的体育活动体现着自然的运动本性，自然的本质充分地内化于人的活动之中。

与中国体育相比，西方体育集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超越，而这种超越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西方体育的竞技精神。尤其是在西方各式各样的田径比赛中，通过打破现有记录来不断实现人对自身的超越，并通过记录本身进一步体现出自然对人的限制。因此，不断打破记录一方面意味着打破了自然对人的限制，实现了人对自然的超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然对人新的限制的出现。在各种竞技比赛中对名次的争夺，也是对自然界限打破与重新建立的同一种方式。与前一种情况相比，其区别仅在于是当下冠军与以往冠军相比较，还是当下冠军与非冠军相比较的差别而已，本质上并无不同。这种不断打破与重建记录的竞技式体育活动方式，代表着西方整体文化的形而上学追求，是西方形而上学追求在体育精神领域中的表现。

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无论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都遵循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传统体育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根据大自然的造化而创造的，领会自然、回归自然，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通过人的自然化及自然的人化表达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神。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时代是希腊哲学最为繁盛的时代，而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解释。对运动的解释也是在古希腊时代定型的，运动可以以时间为度量尺度。“运动也可以根据时间分。因为，既然一切运动都发生在时间里，而时间都是可分的，在较短的时间里运动也比较小，那么必然，任何运动都可以根据时间分。”［3］这样，通过对时间的客观化以及进一步的可测量化，成就了运动的可测量化。运动在古希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机物的运动，一种是无机物的运动。有机物的运动可被理解为生命的自然成长，如橡树种子长成橡树、婴儿长成成人等；而无机物的运动则是通过位移来表现的，如含有土元素多的物体就自然会朝向地心方向运动、含有气元素多的物体就会向空中运动等。

四、中西方文化差异：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走向

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轴心时代”即以成型，不同的文化特点产生于相异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心理等因素之中，但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各自文化基础的差异，而文化、民族与自然环境又是彼此相互作用与相互释明的。中西方文明虽然定型于“轴心时代”，但是在成熟的文化形态确立之前各自都经历过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要想透彻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寻这个历史发展历程。无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还是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关注，即宇宙起源这一本体论问题。宇宙起源问题构成了所有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和发展出后世丰富多彩而形式各异的文化。因此，探寻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须以宇宙起源问题为基点，在阐明宇宙起源的过程中说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不同走向及其在后世的影响和表现。

1.中国文化的根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宇宙起源问题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易经》。《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现着我国先民的生存智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起源之一。《易经》关于宇宙起源问题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清晰的表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4］其中“太极”就是混沌不分的原始统一，两仪分别代表阴和阳，四象代表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八卦代表不同的八种自然界的现象，即天地水火雷山风泽。可见，大千世界都是从太极中分化演变而来的，通过相生相克的内部运动从太极中产生了阴阳。这里的太极不是某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某种运动趋势，通过适当的条件而分化为阴与阳，而后又逐步衍生出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易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对其进行哲学解释的《易传》，并通过孔子间接影响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易经》对道家思想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其中的“太极”可以说与《道德经》中的“道”是同一的，都代表宇宙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与《易经》中的宇宙演变思想如出一辙。无论是“太极”还是“道”，都是通过相生相克的辩证运动才能被感知到。《周易》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化的朴素的宇宙观，有着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和文化特点，展示着对自然以及自身的理解和体悟。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和展现平台，充分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髓［6-7］。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的太极拳、八卦掌等，都展示着《周易》中所蕴含的宇宙观，通过对宇宙衍生运动变化的自然模仿来达到与宇宙万物的统一。因此，中国传统体育所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是通过人自身的运动来体现整个宇宙的运动，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8］。

2.西方文化的根源：神话—理性—机械主义

西方文化关于宇宙起源问题的阐述最初是通过神话来完成的，通过奥林匹斯神谱构建起整个世界的起源和演化发展。神话所展现的古希腊诸神的生活就是希腊人自身生活的写照——希腊人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在凡间的展现，希腊人的快乐和烦恼也就是诸神的快乐与烦恼，希腊人所做的一切都由诸神来承担责任——所以说诸神时代的希腊人是幸福的［9-10］。奥林匹斯诸神是世俗化了的神，神与人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质的区别，而是一种量的区别——神只是在某些方面比人更加强大，诸神之间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常有的嫉妒、爱慕、怨恨等情绪。因此，古希腊人生活在自己编织起来的神话般的天国中，沐浴在温暖祥和的阳光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理性精神的不断发展，人神一体的神话宇宙观逐渐分裂，希腊人在与奥林匹斯诸神相分离后，自然产生了一种恐慌感，以往无忧无虑的生活被打破了，希腊人被抛到了空旷无垠的世界中［11］。与诸神的分离造成了希腊人的一种缺失，必须找到一种填补这种缺失的事物才能使他们摆脱恐慌和不安。希腊理性主义正是应对当时的思想危机而产生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的神秘性隐身而去，西方人逐渐走上了理性主义的大道，这个过程是通过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分析理性的态度，采取实体加属性的方式对具体事物进行规定，将不同事物以属加种差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时把各种不同事物的运动解释为其按自然方式趋向于事物本己的特性，从而把整个世界全部纳入分析理性的大网中［12］。在这张网中，可以找到事物的位置及其运动根据，作为整体的世界就这样在人类的分析理性中被肢解了，并被按照新的程序重新编排了，使得世界按照理性主义的模式来运行和显现。

随着西方近代机械主义的兴起，有机界与无机界的界限不断缩小，并将有机界运动统一到无机界的机械运动中，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同时相应地发展出一套对各种体育运动进行测评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使人体的体育运动在分析理性主义开辟的道路上运行下去。这种理性主义文化体现在体育运动中就表现为对人的功能化处理，按照人体工程学对各个组织器官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使其发挥最大潜能；而身体的整体性必须服务于具体的运动部位，即使是全身运动，也是对身体整体进行的一种机械化的相互配合，是一种协同作用，而不是把身体作为一种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来看待。

由此可见，中西方体育精神起源于不同的文化，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然其表现形式和运动功效也就截然不同，有着明显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如何理解自然也就说明了如何理解人［13］。正是中西方文化在对自然的理解上存在差异，才导致在体育运动方面具有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相异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项目。

五、结 论

中西方体育精神的差异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差异不仅存在于表现形式上，而是根植于对自然与生命的不同理解，根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态度。中国文化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中国体育文化更是通过人的身体运动体现着这一文化底蕴。西方文化由神话到理性主义，再由理性主义到机械主义，其实质都是理性精神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西方文化是在对事物进行理性主义分析进而搭建起完整的对世界的解释系统后，生命的安定感才确立起来。与此相比，中国文化始终处于和自然的统一状态，也就不需要通过工具理性为生命寻找一个稳固的基点作为支撑［14］。

通过对中西方体育精神的对比探寻中西方文化的分野，对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具有一定启示。现代社会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对自然采取的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态度。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片面关系，才使自然的整体性隐身而退，在这种趋势下，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62-264．

［2］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5-17．

［3］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7-18．

［4］阮元．十三经注疏一·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82-83．

［5］老子．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165-166．

［6］季羡林．季羡林谈中西方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0-22．

［7］季羡林．中西方文化沉思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22-23．

［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90-92．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8：55-57．

［10］梁簌溟．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5-17．

［11］丁子江．罗素与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7-49．

［12］陈平原．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2-104．

［13］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0-64．

［14］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