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套特殊的小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作者是蔡东藩。作为演义，这套小说与《三国演义》有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添加了小说的曲折性和故事性，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特殊的一点在于：演义融入了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念，有一定思想性，换句话说，作者不再是一个说书人，而变成了一个现代作家。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本来演义这种文学体裁已经过时，不再适合现代人的阅读节奏，但蔡东藩在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时候，不仅加强了内容的历史性，同时以古喻今，写出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这两个特点使得这部作品有了质的提升。

蔡东藩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致，那就是有感于国家危亡，想要改变疲敝的现状，寻找一条救国之道。蔡东藩作为科举出身的旧知识分子，本来对清廷还抱有一定幻想，认为只要朝廷内部有人幡然醒悟，国家还有希望。然而，等到他补了一个知县的职位后，亲身经历了清廷的堕落，于是愤而辞官，返回家乡。

蔡东藩亲历了辛亥革命，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此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于是思想发生变化，他认为百姓的力量是巨大的，想要救国，必须依靠百姓，但限于各种条件限制，中国当时教育水平很低，百姓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发挥自身的潜力，于是蔡东藩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想法。

教育的实质，乃是教化百姓，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蔡东藩决心向百姓普及历史知识，希望他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学习到拯救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蔡东藩是旧式科举出身，文学和历史水平很高，再加上他思想前卫，阅读了大量翻译的外国作品，形成了一套混合着中西方价值观的思想体系，这为他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提供了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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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蔡东藩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企图。1914年，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妄图恢复帝制，破坏共和，蔡东藩得知后悲愤交加，决心写成《清史通俗演义》。他的目的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批判帝制的落后，唤醒人们对于袁世凯野心的警惕，使得岌岌可危的民国得到拯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蔡东藩在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时候，下了一番苦功夫，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两个写作特点。

蔡东藩写作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高度尊重史实。他著书的出发点是普及历史知识，帮助广大人民理解现实政治，并宣传革命理念，所以既不能胡说八道，也不能擅自篡改史实，否则就失去了教化人民的意义，他自己也表示写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第一义”。

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他写道：“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另外，在《宋史通俗演义》自序中，他又表示宋史内容庞杂，以讹传讹的内容过多，所以在写作时“常取存疑或折衷方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烛影斧声”的解读，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突然暴毙的原因很蹊跷，民间传闻是宋太宗赵光义觊觎宝座，弑兄篡位，然而并没有证据，于是蔡东藩在《宋史通俗演义》中说“遍考稗官野史”也没有言之凿凿的说法，关于民间“弟害兄”的说法，他不做判断，只是将种种传闻列在书中，由读者自行判断，评论。

写历史，绕不开稗官野史。蔡东藩在写演义时，对稗官野史的内容十分敏感，即使要用，也非常谨慎，必须要有正史旁证。与正史有出入，或属于孤例无法自证的内容，他一律以正史为准。比如在《宋史通俗演义》中写到华山隐士陈抟，他放弃了民间传闻将陈抟当做神仙的看法，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陈抟只是一个隐士，虽然“独行高蹈，不受尘染”，但如果将他视作神仙，肯定是不恰当的。呼吁读者们提高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

另外，演义内容肯定包括一定的加工创造，历史中有些事件在史书上没有提及，但为了可读性和故事性，蔡东藩进行了有限的想象和杜撰，不过，他的加工与《史记》类似，不改变事件性质，不增减事实，只是用个人的看法丰富历史的厚度。比如《宋史通俗演义》中写杨业被俘，宁死不降，临死前大呼：“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这是模仿了民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的说法。他自己也在文中说明，这两句话都不在正史中记载，他只是借助杨业之口，表达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以警醒后人。

蔡东藩著书，谨慎而细腻，虽然他写得多半算是小说，但他秉持着“史家”的态度，不敢信口雌黄，这种高度尊重史实的姿态，使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成为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小说。

蔡东藩写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一般的旧体演义，只是为读者打发时间，获得阅读愉悦感的廉价读物，没有多少移风易俗的功能，也缺乏教化人民的责任感。而蔡东藩的写作出发点，本来就是想拓宽读者的历史视野，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所以，在文字中不断地展现对中华文化的自豪之情，表达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蔡东藩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是旧式文人对于往日秩序的怀念，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思想上了一个层次，所以他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对于共和制度的建立者和拥戴者孙中山、黄兴和蔡锷无比崇敬，比如他在《民国通俗演义》中为孙中山作诗道：

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不贪恋权势的做法大加赞赏。在写到黄兴之死时，他也写诗哀悼：

蔡锷维护共和，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蔡东藩称赞蔡锷的“倒袁护国”行为是为国为民的壮举，给予蔡锷“再造民国”的评价。

除了拥戴共和制，蔡东藩对“五四运动”也青睐有加，在《民国通俗演义》中，他对于丧权辱国，麻木不仁的决策者大加挞伐，称赞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为国家力争领土”。他之所以赞同爱国学生的勇敢行为，是担心“志士灰心，英雄短气”，以至于“大好河山，将随之而俱去也。”

从《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读到蔡东藩喷涌而出的爱国热情，面对危害国家的行为，他时而忧心忡忡，时而悲愤异常；对于各种爱国志士，他也不吝笔墨，衷心褒扬，大家赞美，可以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就是一部宣扬中华文化，关注国家问题，为中国发声的爱国主义著作。

作为清末民初读着圣贤书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拥戴共和的先进观点外，蔡东藩还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遗留了一些前现代的价值观，比如“忠义孝节”等，然而瑕不掩瑜，作为一个古典爱国者，他著成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共十一部，近五百万字，具有至少三个积极的意义：

首先，《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教化意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书更是卷帙浩繁，普通中国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本民族历史有一个大致了解，《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作用，就是化繁为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将历史讲述一遍。他的作品高度尊重史实，虽然借用了演义的笔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在普及历史知识，对于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对文学的贡献。

蔡东藩的作品，将史书作为写作根据，把史实当做描述对象，但又不是还原历史，而是加入了一些想象的成分和文学的修饰，这种把现实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启发了一批记者和文字工作者，为“纪实文学”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后，《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传播了爱国思想。

在蔡东藩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世界大势波橘云诡，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奋斗方向，也丧失了文化自信，整个社会散发着迷茫和绝望的气息，蔡东藩写成《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仿佛一面锣鼓，在万籁俱寂中奋力一敲，惊醒了一些人，通过他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叙述，很多人的爱国热情再次被唤醒，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生出了炽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