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开始哲学和史学梦幻联动了吗？我认为这是个好问题。

裴松之其实是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同时期的人物。裴比范年长二十岁，反而在范之后六年去世。二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大家，而且同样热衷于修史。比较陈、范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但是由于二人的史料运用和修史立场大相径庭。所以也造成了二者的评价不同。

单说裴注。在裴注问世以来，对于裴注的争议就一直存在。

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刘知几认为裴虽然补充了史料，但是所用史料良莠不齐，因此会干扰史书本身。

而侯康则认为：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这种看法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裴注对于保存史料和史料传承的贡献。

甚至还有为了黑而黑的。

其......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纪晓岚

其实无论上述诸人说的是否正确，都反应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对书的注释都必须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即无法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对立观。

而裴松之却跳出了这个框架，一反传统注书习惯，反而“杂引诸书”——即便有些史料难以互证和采信。这在古人的历史观中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有人不惜直接人身攻击。

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章学诚

（裴）......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刘知几

这显然也是不公正的。这一切无非都是历史局限性作祟罢了。叶水心的观点有一部分也是由此而来。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南宋时哲学家。永嘉学派代表人物。

宋时的哲学思想，若按照当代的哲学脉络来分，大概可以分成理学、心学、气学三部分。但是着眼儒学思想史则不妨分为朱子理学、陆氏心学和永嘉事功之学。

与朱熹理学的思想要旨集中在“理”字上相比，永嘉之学的精神要旨在一个“事”字上。程朱主张“性即理”，二陆主张“心即理”，而永嘉学则是“事即理”。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实学”——即“功利之学”。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这种思想反映在叶水心的各种主张中。比如反对空谈性理，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等。而裴松之大量旁证孤证的做法正与其唯物（信史）论背道而驰。

在历史局限性和哲学思想作用下，叶水心对于裴注的评价并不高。再加上南宋的史学比之刘宋时期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为啥他会说：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

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裴注是否可信。我的观点是不能一言否定，也不能一言肯定。

魏晋时期，对于注书行为基本都为“经注”，而裴松之新奇的史料运用法已经与传统经注相去甚远，今天的史注并不是新奇玩意儿，但是在当时史学是附着于经学之上的。裴松之的注是处在史学逐渐剥离经学的一次大胆尝试。

钱大昭曾说过：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

所以凡事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看，裴松之受诏作注，其服务对象所要求的基本也在于“博”而不在于“考”。另外陈寿著书时所接触到的史料相对有限，所以裴才要不避繁琐的大量增注。

现代的史观在不断的发展，史料也不断的被发现。因此要证明裴注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并不难。就像现在史学界有很多问题都反映陈寅恪先生的某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是这不代表就能否定裴松之、陈寅恪的一切史观，不能证明裴、陈不是史学大家。

裴松之之于叶水心，陈寅恪之于今天甚至今日的史学之于未来都是无法摆脱历史局限性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延伸的学科，今天的定论之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被新的史料推翻，这并不值得惊讶。

所以答案很简单：裴注中——甚至可以广义延伸为所有史料——如果能证明非信的部分就摒弃，如果不能，还请相信，不然你会掉进不可知论的大坑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