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阳公”到“汉献帝”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三月庚寅，山阳公刘协死了。享年五十四岁。

此时，距离他将天子之位“禅让”给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220），已经过了14年；距离他从关中辗转回到洛阳，又为曹操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196），已经过了38年；距离他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后被董卓强立为皇帝，则已经过了45年之久。人们很少意识到，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他成为了东汉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曹魏王朝为刘协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葬礼规格极高，由一系列具有严格等级意义的环节构成。包括明帝本人素服发哀，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大赦天下，太尉以太牢告祠文帝庙，向山阳国赠以册书，等等。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无疑是“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如同山阳国的刘协之陵被命名为“禅陵”一样，“孝献皇帝”这一谥号，也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即汉魏禅代。曹魏王权寄希望于谥号这一古老咒语的魔力，当人们口中念出“汉献帝”三字时，他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会再次得到肯定。

然而，从刘协“被即位”的中平六年（189），到他“被退位”的延康元年（220），其间历史脉络之丰富复杂，岂是“献帝”二字能够轻易覆盖？汉魏禅代是这“三十年战争”最后的历史结果，但这一结果是由其间无数人们以无数行动交汇互动而成。曹魏王权以“献帝”谥号象征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仿佛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灯柱，不失庄严耀目，却必辅之以其他历史参与者的黑化方能成就。

在之后的岁月里，“献帝”成为了刘协永恒的头衔。翻看《隋书·经籍志》和中古史注、类书所引，除了一部《山阳公载记》，《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献帝春秋》，乃至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中的《孝献帝纪》，触目皆是“献帝”。事实上，其中有作品成于刘协得谥“献帝”之前，甚至成于汉魏禅代之前。换言之，这些作品都因“献帝”之称的流行而失去了原来的名字。

但是，就像《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给千寻改名也未能让她失去内心一样，这些作品也没有因为被戴上“献帝”的帽子就改弦易辙。尽管同样“因彼之名”，其实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书写立场充盈其中，背后则是作者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特定时空经验。换言之，这些作品又何尝不能看成是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场时空之旅呢？只是焦点并非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如同那些老套的剧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中，曾经的强者最后只是赢了一块“献帝”的招牌，原本微弱的声音却变得喋喋不休起来。

《献帝传》：曹魏国史配方

还是先从曾经锣鼓喧天的主旋律作品开始吧。

我们说的是《献帝传》。这部作品不知何故未见载于《隋书·经籍志》，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中古史注中多有佚文留存。因为书名中有一“传”字，多被学者归入魏晋时期繁盛一时的“杂传”之列。可是现存《献帝传》佚文很容易看到不符“杂传”特征之处。面对这种矛盾，持“杂传”说者只好认为《献帝传》是一种没写好的“杂传”，诸如“叙事冗长，结构散漫，也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云云”。

问题在于，或许《献帝传》本就无意于刻画献帝的个性品格。换言之，《献帝传》这一书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献帝的个人传记。从现存佚文来看，这部作品的记事范围大致在中平六年（189）献帝即位至青龙二年（234）以山阳公身份去世期间，与献帝生平相始终。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史事，但这些史事与献帝的个人经历未必有直接关系。

举例而言，《献帝传》佚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个人小传的文字，传主包括马腾、沮授、秦朗等人。马腾与献帝陷于关中期间的活动稍有关联，不过另外两位可谓全无干系。沮授为袁绍谋士为人所熟知。《献帝传》所见沮授相关文字，并非偶然言及，而是从“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谋略”这样类似列传起首文字，到官渡之战前后向袁绍建言的详细内容，再到为曹操所擒后二人的往复对话，一篇完整的《沮授传》呼之欲出。这些文字显然对献帝“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并没有任何帮助。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献帝传》的部分内容，又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试看如下佚文：

兴平元年（194）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为宾，加赐玄纁驷马。

延康元年（220）十月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

青龙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

这种以干支记日起首的叙述方式，无疑属于编年体。三条佚文涉及的年代，从陷于关中的兴平，到汉魏禅让的延康，再到死后安葬的青龙，贯穿献帝一生的主要时段。换言之，这一形式在整部《献帝传》中亦当贯彻始终。

《献帝传》中编年体内容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而前述若干个人小传则与“列传”相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献帝传》就必然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以编年体的基本体例与插叙的人物小传组成复合文本，同样可以容纳这两种基本结构。

类似复合的文本结构并非无前例可循。荀悦作于建安年间的《汉纪》即是如此。《后汉书·荀悦传》称献帝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自己在《汉纪序》中则说“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似乎《汉纪》纯为编年。实际上其行文中往往有插叙的人物小传。这一结构亦为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所继承。在这一意义上，《献帝传》可以说是名“传”而实“纪”。

由此看来，《献帝传》这部作品兼具严谨体例与丰富内容，颇有整体时代史的气象，与“献帝的个人传记”这一来自书名的表面印象，其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云云”一段后，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值得仔细分析。所谓“禅代众事”，并非仅指对汉魏禅代过程的史事叙述，还详细记录了在这一过程中魏国臣僚、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文书往来，几近万言。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以“禅让”模式实现的王朝更替的诸多细节，赖此方知。感谢裴注。

《献帝传》载“禅代众事”表

如表所示，当时正式的禅代进程分为A-H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内部又包括次数不等的若干回合。少则二、三，最多达到十三回合，很是考验后世读者的耐心。阶段A、B是魏国臣僚先后据谶纬、符瑞劝进，魏王曹丕均辞让；阶段C是汉献帝第一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一让（“十三回合之战”即发生于这一阶段）；阶段D是魏国臣僚再据符瑞劝进，魏王辞让；阶段E是汉献帝第二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二让；阶段F是魏国臣僚再次劝进，魏王态度松动；阶段G是汉献帝第三次册诏禅让，魏国公卿劝进，魏王三让，随后表示接受；阶段H是汉献帝第四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上奏典礼安排方案，魏王令曰：“可。”

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仪式”，是禅让大典的有机构成。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参与各方以言辞和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对汉魏交替正当性的论证。禅代过程中使用过的这些文书，在曹魏王朝应是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而《献帝传》以如此方式来书写这一过程，既说明撰者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材料，也说明撰者是以内在于曹魏王朝的政治立场在《献帝传》中展示这些材料的。换言之，曹魏王朝本身很可能就是《献帝传》的撰写主体。只有这一主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来书写汉魏禅代。

曹魏似乎未有为东汉修撰前朝史的计划，但“献帝时代”对于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包括这一时代在内的“国史”修撰工作在文帝、明帝两代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最终在魏末司马氏主政期间呈现为王沈《魏书》这一成果。王沈党于司马氏，他主持的《魏书》于魏晋交代诸关节“多为时讳”，常为后人诟病。不过在书写献帝时代的部分，或仍继承了之前文、明时代曹魏王权的立场。《献帝传》很可能是曹魏国史修撰工作中的一环，至少应有密切关系。虽然这一书名的由来并不清楚，但其旨趣无疑与“献帝”二字在当时的政治意涵一致。曹魏国史的配方，曹魏国史的味道。

《献帝起居注》：献帝朝廷绝唱

提起“献帝时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建安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长达二十五年的建安时代（196-220）占据了献帝时代的大半，更是曹魏王权主导历史书写的结果。翻看《三国志·魏书》即可感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成为了时代秩序的转折点。此前的极致混乱衬托出此后政治秩序再建的不世殊勋，曹操的汉朝“功臣”身份借此确立，铺就一条通往曹氏代汉的禅让之路。

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的确充斥着种种不堪。从董卓入京强行废少立献，到火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从王允、吕布合谋诛董，到凉州将李傕、郭汜乱战关中，再到献帝历尽艰险的东归之路。这些国人因《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的情节当然不是向壁虚造。但对于亲历这一时代的政治精英来说，在凉州军阀的搅局之外，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仍有不容轻易否定的积极一面。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谓“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他们心中比较的主要对象，并非之后的建安，而是之前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

如所周知，在东汉后期，清流士人与内廷宦官的冲突成为时代主题。前者所追求的，从仅仅反对“坏宦官”，逐步发展到从制度上彻底清除宦官这样的激进主张。虽然历经两次“党锢”，清流一方一败涂地，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力却不曾消退，以至于终将袁绍、曹操这样本出自宦官阵营的青年精英亦裹挟在内。当宦官势力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中被戏剧性的整体消灭之后，即使迎来了凉州军阀董卓主政的插曲，甫登历史舞台的士人精英仍对以新理念更新皇帝权力结构念兹在兹。这一更新进程与整个献帝时代相始终，并不因“建安”的出现而有所中断。或者毋宁说建安时代也构成了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政治秩序转换的意义上，说“汉魏革命”始于献帝时代而非汉魏禅让，恐怕亦不为过。

幸运的是，正有这样一部作品，由献帝即位后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并且在献帝朝廷与曹操合流后仍未断辍，一直坚持到了建安后期；汉魏禅代之后也未被曹魏国史完全覆盖，最终在中古史注、类书中留下若干残迹。这就是《献帝起居注》。

《献帝起居注》的书名颇有辨析价值。如前所述，青龙二年（234）三月刘协死后方被追谥为“孝献皇帝”。一部成于汉魏禅让之前的书，自然不可能以“献帝”为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认为此书原名《今上起居注》，汉魏禅让后改称《汉帝起居注》，青龙二年刘协死后方改称《献帝起居注》，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隋书·经籍志》将《献帝起居注》列为中古“起居注”类作品之首，言其“皆近侍之臣所录”，以区别于汉代女史所主的宫内“起居注”。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献帝起居注》叙事的起点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比九月初一的献帝即位还要略早。正是在此之后，东汉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整体上由宦官换成了士人。新型“起居注”的创制，可能也是当时主导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构皇帝权力的一环。

《献帝起居注》全书早佚。从中古史注、类书所保留的断章残简来看，与前述有整体时代史之风的《献帝传》风格迥异。其书采用单纯的编年体体例，基本收敛于献帝时代皇帝权力展开的历史过程，予人以强烈的“本纪”感。献帝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在书中得到了重点记录。这不仅限于与曹操合流后的建安时代，也包括了都许之前乱世流离中的诸多举措。如献帝甫即位时“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就是在洛阳宫中的宦官群体被消灭后重构内朝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并未刻意将献帝时代割裂为都许之前和都许之后两个阶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显然，其书写者与曹魏王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献帝自逊位之后，自不得再有《起居注》”，似乎暗示《献帝起居注》应终结于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实际上并非如此。今天所见记事内容最晚的《献帝起居注》佚文，为我们提示了更为复杂的线索。

此佚文见于《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这里所谓“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当为“建安二十一年”之讹。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朔，当月并无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朔，初二即为壬申。此时距离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汉魏禅代尚有四年多。这段时间是汉魏禅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中间还伴随着曹操的死亡和曹丕的继任，大事频率极为密集，照理说可书者甚多。然而今天所见《献帝起居注》佚文，确实看不到此后的内容。考虑到这条佚文以“诏书绝”三字起始，意味着此后许都的献帝朝廷不再能够以汉皇帝/天子的身份发布诏书，则《献帝起居注》很可能亦终止于此。

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作为献帝“诏书绝”的标志，有其深意在。依照《月令》古典在重要时令颁布诏书，显示皇帝作为“天子”在和合宇宙秩序时所发挥的神圣作用，是汉代皇帝的重要权力。《献帝起居注》既云“不复行”，说明此前的献帝仍当遵循这一惯例，每年“立春之日，下宽大书”，以显示天下正统所在。选择以此作为“诏书绝”的标志，意在剥夺汉皇帝和合宇宙秩序的功能。反过来说，这一功能当由魏公曹操来替代行使。同年二月廿四日，曹操在邺城“始春祠”，适在初二献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之后。

此前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魏国宗庙社稷，置侍中、尚书、六卿；十九年（214）正月，魏公始耕籍田；三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并置典刑的理曹掾属。此后的二十一年（216）三月，魏公又亲耕籍田；五月，进公爵为魏王；二十二年（217）四月，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十月，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汉魏禅代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的王朝更替方案，在这几年中已经处于紧锣密鼓的步步为营状态。在曹操身份逐步“去臣化”的同时，汉皇帝的各种制度性权力也逐步被魏公/魏王所替代行使。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的“诏书绝”乃至《献帝起居注》的终止应也是其中的一环。毋庸赘言，其终结者，正是即将完成“去臣化”进程的曹氏一方。

范晔《后汉书》中的献帝书写

前文从《献帝传》和《献帝起居注》的佚文中辨识出了曹魏王权与献帝朝廷两种声音。虽然后者在都许之后就逐渐被前者压制以至于销声匿迹，但二者无疑都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势力。在他们为献帝设定的旅途中，献帝本人虽然戴着略有不同的假面，穿着略有不同的华服，重复发出略有不同的话语，作为“道具”的身份却是一致的，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我们有机会听到献帝自己的声音吗？纵然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旅行路线，可是否有人能在途中记录他个人发出的声音，而非类似“玉音放送”的台词？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建安十九年（214），献帝皇后伏氏家族谋反事发，曹操派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收捕伏后。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脑中大概都能立刻浮现出相关画面。事实上其时伏后与献帝间的对话，早已在范晔《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长久回荡：

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顾谓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一个极具冲击力和画面感的告别。在这里，献帝不再是那个为曹魏王权或献帝朝廷尽责表演的完美傀儡，而是发出了面对悲剧命运的挣扎之声。短短三句话，在为献帝博得无限同情的同时，也将“汉贼”的十字架牢牢钉在了曹操的背上。

感动之余，还是应该想想这声音来自何方。毕竟范晔撰《后汉书》已在献帝之后两百余年。如刘知几《史通》评论所言“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的独断体现在他的取材整合，而非凭空杜撰。上述伏后诀别段落，事实上一见于东晋袁宏《后汉纪》，二见于西晋张璠《后汉纪》，三见于吴人所撰《曹瞒传》。追溯史源的结果，居然来自曹魏的敌国孙吴一方。

同样性质的声音，在《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还出现过一次。在叙述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其余内外，多见诛戮”之后，献帝对入殿中朝见的曹操说：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以天子之尊对曹操如此言说，即使只是傀儡，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何况地点是在许都献帝宫中。曹操听后果然“失色，俛仰求出”，出宫后“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这段文字尤其是献帝之语凸显了为曹操所挟的天子之窘迫，但又残存些许自尊，与其后伏后诀别之际的无奈悲愤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叙述，应是出自同一种立场的书写。显然，作为当事人的曹魏一方和献帝一方，都不是作者。前者不会如此黑化自己，后者即使想写或者已经写了，也没有机会留下来。

范晔的上述文字可能袭自习凿齿《汉晋春秋》。《太平御览》卷九二《皇王部·孝献皇帝》保留了一段与范书所述（自“献帝都许，守位而已”至“自后不敢复朝请”）几无差别的文字，注明来自《汉晋阳秋》。如所周知，习凿齿在东晋中期撰作的这部作品，一反西晋时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的立场（这也是西晋的官方立场），以蜀汉为继承东汉的正统，曹魏则变成了非正统政权。上述文字背后的政治立场与习凿齿这一是蜀非曹的正统观正相一致。

实际上《汉晋春秋》也是有所本的，即《献帝春秋》（相关佚文见于《说郛》卷五九）。此书为孙吴袁晔的作品，因多载传闻，被裴松之斥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晔）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可以想见，这种借献帝之口渲染曹魏王权之非正统的小道故事，最为敌国朝野所津津乐道。看似出之于献帝个人，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台词”而已。

颠倒之旅

对“献帝旅行记”的梳理暂告一段落。可以看到，旅程自献帝即位就同步开启，由士人精英创制的《献帝起居注》，陪伴了献帝的西迁与东归。建安元年（196）与曹操合流后，一方面献帝朝廷的声音被逐步压制，一方面曹魏王权开始主导对献帝时代的历史书写，汉魏禅代后更是以修撰国史的方式加以强化。《献帝传》即诞生于这一进程中，与明帝青龙二年（234）献帝死后谥曰“孝献”、陵曰“禅陵”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了谱写曹魏王权正当性的庄严和声。

然而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搁笔之际，不禁玄想，若可造访过去，你希望去看看哪个历史时刻的献帝呢？我的答案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在那个寒冷冬夜，东归的献帝朝廷于弘农曹阳亭为李傕、郭汜军所追及，惨遭屠戮。献帝一行狼狈爬下十余丈的黄河高岸，方得登船北渡。其余不得渡者甚众，争相赴水攀船，据说“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面对一船公卿、后妃与残指，回望渐行渐远的高岸屠场，那个惊魂未定的少年天子，或曾有过转瞬即逝的本色流露。

（本文摘自徐冲著《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