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接到新京报张晓波编辑的电话，大约是说看了我最近出的《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一书，原想约请其他评论人写个评的，后来突然想到我在书中前言里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把压倒大明王朝这匹骆驼的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拣出来仔细翻看。他因此觉得让我自己来写也许更有意思，于是便联络了我。想了一下，虽然觉得有些汗颜，但因为这书我自己其实并不很满意，出版后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和批评，于是便答应了，好借机亡羊补牢一番。

明朝的消亡，确实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亡在什么地方。

自明朝亡的那天起，不管是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煤山、还是从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逼死坡开始算，就有无数人在评说它灭亡的原因。这些人中，包括了后来者清的数代皇帝，如顺治、康熙、乾隆。而乾隆的评论，因为刻在明长陵的石碑上，所以广为人知，他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

话是没错。尤其他说明亡非亡于流寇这点，我是极赞成的。明亡于崇祯十七年的农民军，于我看来确实是个很偶然的事件，中国历史也因此在这里戛然转向。

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这个问题上，我很推崇顾诚先生说过的几句话：“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顾先生当年这几句话，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的史观，此后时时不敢忘之，这也是我翻拣历史稻草堆的最主要原因。

就当时的情况看，明王朝南方的形势，无论是财政还是社会状况，包括人心向背等等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而北方也并非糜烂至不可收拾，正如我在《崇祯的南迁之议》一章中所说的那样，发生于崇祯十七年的北京被破，其中偶然因素实在太多。

譬如，如果崇祯一早从了李明睿的建议，在十七年年初就南迁或以太子南下，则即使北京城破也形势大不相同；又若崇祯于北京被围的那天夜里出逃时，那根巨大而沉重的城门门闩能被太监们举起来，则也会是另一番局面；再如招东北关宁军入卫北京之议，只要能早几天定论，那么李自成就将在北京城下遭遇明朝第一强军关宁军，他还能否破北京就大为可疑，要我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又或者没有曹太监私通李自成开了城门，以北京之坚要守几年几个月也许不好说，但多守几天肯定绝无问题，到时吴三桂等人的勤王兵马一到，以后局面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想仔细盘点，还有很多可以如果的事件列出来，而且只要这其中任何一件事有一丁点变化，明王朝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可问题就在于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偶然就是堆在一起发生了。于是，明朝亡了。

乾隆评说的那些明亡原因，都没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公论。只不过，我以为这些都是具体事件，是现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根子。

明亡于神宗之荒唐，那么神宗为什么会这么荒唐，以明朝内阁对皇帝的制约力，为什么就阻止不了？天启时的阉宦又何以能如此专横？又难道明朝的大臣们全都是志在禄位金钱、专务钻营阿谀么？要知道明末的清官和忠臣可不是一个半个，而是一抓一大把，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数多不多？权位重不重？势力大不大？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正本清源使朝政气象一新？这种吏治败坏的根子又是在那里？

在我看来，明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压倒明王朝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是起于明中期的士人思想及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演变。

明中期，是继承自宋的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更替时期，阳明先生身前及故去后一段时间内，各种心学分支及理学流派纷沓而至、交战不休，致使很多士人在内省这一道路上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中国绝大多数士人，其信仰和立身之本是某一门学说，如儒学等等，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因此在这种之前信奉的学说被质疑和击破、又无后来合适的强势学说可以信奉、哲学思潮异常混乱的状况下，很多士人几等于进入了一个信仰坍塌的真空状态，顿时便茫然起来。信仰危机的现实危害是巨大的，历史上的例子很多，现在的例子也很多。后人说明末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我以为其根本就是源于此。当然，这种礼乐崩坏不是一蹴而至的，是有个渐进、积累和触发过程的。

与此同时，明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状况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内阁、皇帝、朝臣、士林之间的多方搏弈在这一时期异常激烈，如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万历时期的“万历新政”和“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原本相对稳固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的变革；而沿海倭患以及万历三大征，还有江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演进等等，又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状况波澜叠起。

嘉靖时的“大礼议”事件，虽然有内阁试图制约皇权的起因在内，但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朝臣，是出于捍卫传统和理念的目的，其中也包含了新兴的王学和传统程朱理学之争。而之后万历时的“争国本”，几与大礼议的本质和过程如出一辙，区别无非是“大礼议”中理亏的是内阁和朝臣一方，“争国本”时理亏的是皇帝和后宫势力而已。有意思的是，这两次事件的胜利者，都是占理的一方，而不是权利大的或人数多的一方。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了这时候的斗争，本质上还只是理念和观点之争，争的是个是非曲折，大家都还在讲道理，而不是纯粹的权利和利益之争。

只是，一旦争起来了，哪怕起先没有党，时间一长也会有党，然后就是党争。借用一句电影里任我行对令狐冲说的话，那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了党和党争，自然就要牵扯到权利和利益。因此，如果说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还算是纯粹的理念和学术之争的话，那么万历后期的一系列“京察”纷争就是纯粹的党派之争和权利之争了。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末史料，无论官史还是野史笔记，十九出自东林一脉，因此一旦事涉东林党，则多有文过饰非之迹，甚至于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即使如黄宗羲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也不能脱出这一窠臼，从万历到天启时发生的一系列“京察”事件，亦是如此。

在很多东林党人的笔下，这一系列争斗好象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就是纯粹的党派及权利斗争，甚至连双方的手段都是差不多地不干净、不光彩。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已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官吏的考察，有所谓“京察”和“外察”，这在万历之前是极为严肃的事，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算非常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却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了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致使吏风日坏。

不管东林党人起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的客观结果，是这一系列“京察”事件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的风气，败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

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如内忧有崇祯中期的几次大干旱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外患则清朝频繁入寇，内廷则神宗之荒唐、天启之任用阉宦，外廷是所谓的清官专心于党争、忙于占领道德制高点攻击他人，冗官、贪官则志在禄位金钱、专务钻营阿谀，甚至崇祯末京师左右的瘟疫横行乃至当时正处于小冰川气候等等，也被列为明亡的原因。但上述的明官吏和士人们起自明中期的种种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却是明亡的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数年前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