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本来是明末宰相朱国桢在退休之后闲来无事的无柳之作。但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到了后期，朱国桢的子孙生活落魄了，于是就靠变卖祖上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来度日，其中就包括朱国桢闲暇所作的这个《明史》。

朱的子孙把它以一千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庄廷鑨的人。但幸运地是，这个庄廷鑨在“明史案”发生前就死了。

庄廷鑨是一个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盲人，所谓身残志不残，他以朱国桢的《明史》为蓝本，邀请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有识之士，花重金做为润笔费（每千字给30两银子），想补写崇祯朝与南明史事。

当时被邀请参与此书编撰的人很多，大家也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甚至以能够参与其中为荣耀。由于参编人数太多，而署名位置有限，有些人因为没能名列其中，而为此感到遗憾。但不久之后，这份遗憾便化成了幸运。

令所有人尤其是庄允城（庄廷鑨父亲，庄廷鑨死后，他父承子业完成了这本书）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耗费自己无数家产的荣耀事情，不久之后便让他身陷图，彻底成了这场惨案的男一号，被刑讯逼供、死于棍下。

那么《明史》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让告密者吴之荣抓住了如此实实在在的把柄害死庄家一干人等？

细数起来，这套史册中所著内容皆与满洲皇室有关：书里直呼清朝皇帝先祖的名字，不加尊称；把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崛起之地，也由“龙兴”改称为“滋患”；把明朝最终战败于清朝的结果，写得惋惜而悲凄，怜悯之情跃然纸上…。

但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确实不是尚未执政的少年玄烨的所作所为，在“明史案”这个事件上，其实康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受害者。当时，鳌拜甚是猖狂，凡事都不向皇帝请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而且与康熙有亲近的人也是该杀则杀，毫不留情。康熙就是这样眼睁睁看着鳌拜在自己的地盘上兴风作浪，连自己的老师汤若望最终都冤死在鳌拜手中也是爱莫能助，有的只是对自己亲政没有实权的无助感。

无论多么的无凭、无理、无据，坏人也习惯为自己所做的坏事准备一番说辞，鳌拜亦然。“明史案”牵连众多，“有罪”的与无罪的，只要沾上点边的都一律或处死或充军服役，即使这样，鳌拜仍厚颜无耻地把自己定位到了为国分忧解难的位置，堂而皇之地为杀人行径寻求合理的说法。

满族人入关，建立了统治王朝。由于历史的变迁，虽然明朝皇室的后裔们无勇无谋、胆小怕事，然而一些尽忠于明朝的大臣和百姓们却在拼死地抵抗，他们心思敏感细腻，对亡国之痛更是感触颇深，在心理上一时不能接受江山易主的事实，无意间就流露出对旧王朝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就借着他们的笔端流露出来或者出现在字里行间的细节之中。这样，清政府掌权的贵族文化就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不同程度地抵抗。清王朝首先选择镇压汉族人文化、汉族人知识分子。

作为四大辅臣中真正有着实权的鳌拜，他是“首崇满洲”的积极执行者，肯定不会任由民间不利于满族人的状况继续下去。所以，就打着康熙的名号执行了相当残酷的“明史案”。

在这起“明史案”中，那个告密者，因贪赃枉法、勒索百姓而被罢官的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不但因为检举有功，官复原职，而且还分得了庄家被没收掉的一半家产。吴之荣本是旗人出身，在偶获《明史》之后，便一眼看出了其中内容大大触犯了满洲人的忌讳。起初他也没有想要把事情发展到记入史册的程度，不过是想借此向庄家敲诈勒索一些钱财。只是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庄允城（庄廷鑨父亲）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吴之荣的勒索行为。吴之荣在几次被庄允城忽视和羞辱后，恼羞成怒，便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当地大小衙门都被朱、庄两家用钱给买通了，于是吴之荣便摘取了书中的一些违逆字句向京城告发。

吴之荣告发的案子一到北京，就受到了鳌拜的高度重视。机会来了自然不会放过。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一众被卷入明史一案的倒霉之人步伐沉重地走进了杭州弼教坊刑场，等待着被凌迟、被重辟、被处绞。即使是已经死去的庄廷鑨也没能幸免，被掘坟碎尸再死一次。曾经因为没有抢到机会参加《明史》整理、润色的人如今却再也没有可惜可叹的心情了，只有无尽的庆幸。

“明史案”作为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在中国文祸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成为少年康熙的一个无法把握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