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民族。相传夏代、殷代已有史官。西周以后，见于典籍记载的著名史官便代不乏人。如宗周有史官史佚、周任、史伯、内史过等，春秋时期，晋有史臣董狐，齐有太史南史，《周礼·春官·序官》载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

古代的著名经典《尚书》是最早的官方历史文献的汇集。春秋时期有“百国春秋”，见于《墨子·非命中》篇。为孟子所称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即是各国史书中之尤为著名者。

再其后，《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史官撰成的编年体史书，记载自夏代至战国时期史事。《世本》则是记载从黄帝到战国末期事迹的史书，据学者研究，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根据前代史官的记录，相继编纂而成。

由于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记载更加及时和周详，故又出现了利用这些史料而撰成的私人著述，孔子《春秋》，即为依据鲁国史《春秋》而修成的中国第一部私修史著，战国时期产生的《左传》、《国语》相传都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也是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载而撰成的私人著述之名作。

先秦时期史官的设置和私人撰史的产生已经预示了此后中国史学将沿着两大途径发展：一是史官制度将更加发展和逐步完善，官修史书将产生更具规模的著作；二是才识过人之士将依靠官方史料为主、再加搜集其他史料，撰成体现本人历史见解之作。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共同汇成中国古代史学浑浩流转、波澜壮阔的长河。

西汉的司马迁撰成《史记》，成为私人著史的一座丰碑，为后代学者所景仰赞叹。然则《史记》的伟大成功又与史官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司马迁是以父子两代世任史官的家学传统为基础，以武帝时期皇家金匮石室所典藏的历史文献为凭藉而著成的。司马迁既然把中华民族自开辟以来的历史如此卓越地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生动清晰的叙述，这就为后代史官如何效法他，实现我们民族的历史代代相承地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提供了思想的动力。

这种双流并进的趋势至东汉初年便已出现，既有继承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私修史书的名作，而且史官的作用又更加得到重视，成为古代设馆修史制度的发轫。东汉明帝、章帝年间，班固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成《汉书》一百卷，成为近两千年间历代“正史”的范本。

班固著史，又直接导致他其后参预东汉官修本朝史。起先班固曾因修史致祸，被人诬告私自改作国史下狱，然明帝得见其已成之稿而“奇其书”，召至洛阳，任兰台令史（兰台是东汉皇家藏书、校书之所），诏其续成所著《汉书》。明帝令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这是东汉官修当朝史《东观汉记》的开始，此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证明新建的皇朝视修史为朝政大事，一方面要修前朝史，一方面要修当朝史，由此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

东汉自明帝至桓帝多次撰修《东观汉记》，无疑是古代设馆修史制度的肇始。“东观”实有类于后代的史馆。班固、刘珍、蔡邕等（见于史书者先后共二十七人）即为史官，当时只称“著作东观”，尚未如后代授以“著作郎”之职。《东观汉纪》共撰成一百四十三卷，虽因出于不同时期的众人之手，又未经统一整理、编定，故有“记述烦杂”之讥，但其价值在于：“拥有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私人难以掌握的各种资料，其后在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私人撰著东汉史书者多达十家以上，其资料来源多取之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