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作家作品都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学元素，甚至是以民间文学为基础进行的再创作。在“五四”新文学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刘半农曾仿民歌体进行诗歌创作，这些新文学作家还在1918年发起近世歌谣的搜集运动，为新诗创作寻找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老舍、沈从文，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都把民间文化和民间审美资源纳入文学创作中，创造了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这一新文学的民间传统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作家创作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是中国当代文学民族性审美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作为作家文学的写作资源，对于作家文学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许多小说作品都渗透着民间文学的元素。民间说书人“说书”时用的“评书体”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讲究叙述过程中的“悬念”以引起观众的兴趣、讲究语言上的通俗易懂等，这些特点在《林海雪原》和《三里湾》等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歌都是“仿民歌体”的，诗人唐湜以家乡流传的神话故事创作了《划手周鹿之歌》，他在《划手周鹿之歌》的附记中说：“一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着，就像珍珠含在珍珠贝里，时间会给抹上一层层奇幻的光彩；我们把蒙上的灰尘拂去，就会耀出一片夺目的光华。”这句话形象、准确地说明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刘三姐》不仅焕发着时代的精神光辉，而且具有民间生活的智慧和情趣。传统民间戏曲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审美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戏曲改革运动”中，改编后的戏曲如《十五贯》，仍然具有浓厚的民间趣味和民间情感。

新时期以来的作家文学创作也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作家作品会发现，他们与民间文化和文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就试图从边缘山地的民间社会、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他创作的小说《爸爸爸》中那些奇怪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大胆的情歌甚至小说的整体结构都与民间的文化、文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他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认为：“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的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在他看来，这种不规范的民间文化和文学，恰恰是作家应该重视的，由此，不仅可以重新认识民族的文化，而且可以唤醒一种潜在的历史审美意识。20世纪80年代对于民间文化和文学的重视也体现在汪曾祺、莫言、王安忆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这些作家也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着文学写作的资源。《受戒》对民间文化的倾心书写和民歌民谣的巧妙运用，《小鲍庄》与大禹治水故事的结构性关联，莫言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的小说创作与故乡的那些民间故事、传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蒲松龄小说的借鉴和学习。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显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作家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且带来了文学创作的新的艺术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作品中，民间文学的美学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强化，《马桥词典》中的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在作家的叙述中具有了文化的意义，构成了马桥人精神世界的呈现内容。张炜的《九月寓言》同样如此，民间传说故事直接进入小说文本中并且构成小说内容的一部分，“忆苦”“金祥千里寻鏊”等情节就体现着民间故事的元素。进入新世纪后，民间文学在作家写作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阎连科的《受活》把“桃花源”的民间传说与关于“受活庄”的叙述结合起来，倾心叙述了普通民众对于“桃花源式的生活”的向往，在民间故事中那种“人人平等、幸福生活”的情境成为他思考中国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苏童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碧奴》、李锐重述“白蛇传”的《人间》等作品，这些小说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用新的立场、思想重新思考、改写，赋予民间故事、传说以新的意义。在当下发展迅速的网络文学创作中，也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在那些“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民间神仙鬼怪故事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作家文学的范围内考察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一，作家自觉运用和借鉴民间文学的审美形式。如赵树理《三里湾》的“评书体”特点，曲波《林海雪原》的传奇式叙述以及一些“民歌体”的诗歌创作。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当代生活或与当代相近的历史生活，所表达的是现代意识或当代政治诉求，但民间审美形式的自觉运用，则使这类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民族化风格，在“旧瓶装新酒”的转化过程中，实现了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二，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改编或再创造，在改编的过程中赋予民间故事传说新的意义。十七年时期的“戏曲改编”、电影《刘三姐》《阿诗玛》的创作，新世纪以来苏童的《碧奴》、李锐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阿来的《格萨尔王》、金仁顺的《春香》等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些作品的基本故事框架和人物都来源于原有的民间文学文本，有些作品对原有文本的结构和人物关系进行了调整，总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原有民间文本的模式。作家改编或再创作后的文本虽然与民间文学文本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所呈现出的意义与原有文本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体现出作家个人的立场、思想及其理解世界的新的态度。三，作家在与民间文学文本的联系中、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现实生活个体感受的基础上思考和表现民间日常生活时，把民间文学理解和想象世界的方式纳入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民间文学所呈现的民间文化精神与其对于历史、时代的思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作家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写作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汪曾祺的《受戒》、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受活》、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民间故事中有一个“太阳山”的故事，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认为，太阳山的故事核心是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有许多财宝，有人在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下到达了那个地方，然而他却要经受考验，一旦太阳升起还没有离开，他将被烧成灰烬。这种寻宝的行为往往在两兄弟之间先后重复进行，好心的弟弟得到了财宝，而贪心的哥哥却被烧死。这一故事告诫人们在财富面前不要贪心，要有理智和做人的品德，体现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念。民间文学中的这一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山东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鲁班的子孙》中的老木匠和小木匠虽然是父子，但所承载的意义和“太阳山”中的兄弟是一样的，老木匠类似于弟弟，恪守仁义、取财有道，小木匠类似于哥哥，贪得无厌、不守信义。民间故事中的思想和表达形式，成为王润滋在新的时代历史语境中思考和表现“道德与金钱利益”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鲁班的子孙》的有机组成部分，连接起了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许多重要问题。

民间文学进入当代作家文学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存在形态也是多样的，如上只是简单概括。因为民间文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审美情感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具有民族化的特点，所以对于当代作家而言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作家应有民间文学的自觉，把民间文学的有益内容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