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钟嵘传》：特立独行之史家心态-米儿火

引言

《诗品》是后世诗话之祖，历来称赏者代不乏人。然而较诸作品的褒论，其作者钟嵘却颇惹人微词，李延寿《南史·钟嵘传》中关于钟嵘撰写《诗品》缘起的记载就首开此端。反观《南史》，《南史·钟嵘传》基本全录《梁书·钟嵘传》原文，但《南史》对南朝四书的史料不是简单地抄撮，而是作了增删和改写。

一、著史何不“留白”

有论者或存疑问，李延寿既想诋毁钟嵘，又何必为其作传。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姚思廉《梁书》已为钟嵘作了篇幅不小的传，而李延寿《南史》关于梁朝的历史则很大程度上釆自《梁书》，如果李延寿有意在《南史》中删去钟嵘的传，时人两相参读则必易察觉。

另《旧唐书·李延寿传》载：“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

《五代史志》即是梁、陈、周、齐、隋五个朝代的“十志”。“十志”中的《经籍志》收录了东汉到唐初的书籍，钟嵘《诗品》亦赫然在列。而且《五代史志》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起修，直到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修成，历时15年，可见朝廷对此志编修的重视。

若李延寿在后作的《南史》中删去了钟嵘，则与他前期的修撰工作必生龃龉，虑及《五代史志》乃官修史，李延寿当无意在私撰的《南史》中出现这样的矛盾，一则落人口实，二则得罪当朝。

其二，钟嵘是因《诗品》而著称的，而唐朝人对《诗品》的推崇不减前人或来者，故李延寿不敢冒然在《南史》中删去钟嵘的传记。删去史迹不成，故李延寿唯有在涉及钟嵘史料的择取上“用心”。

二、隐晦的辉煌家世

李延寿意在诋毁钟嵘既已昭然，故其缘故则颇值究诘。笔者以为二人时代殊隔，当无“近世”因素影响，故“远世”应是李延寿此举合理的致因。欲明此点，需先考索李延寿家世情况。

据《新唐书》知李延寿父李大师隋末曾为窦建德礼部侍郎，至于唐初是否为官则不明。而李延寿本人任官亦不过“掌国史”。然而通过比勘《两唐书》对其籍贯记载，我们或可发现端倪。

《旧唐书·李延寿传》载：“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而《新唐书·李延寿传》却云：“李延寿者，世居相州。”

《新唐书》的编纂者明显删去了《旧唐书》中的“本陇西著姓”一句，其因虽暂不可考，但是两处文本的变异所隐含的信息却对我们考索李延寿家世至为关键，因为它可能向我们暗示了一点重要的信息：李延寿或与李唐皇室同族。

考《新唐书》所载李唐皇室制造的世系可知其先为西凉李昺后裔中属于“丰沛旧门，仍防边戍”的一支，此支李氏“一生推迁，不过军主”，远不及李昺的后裔中属于“凉州土人”的一支，因为这支李氏自西凉始代有才人，至北魏李冲时则“宗族贵显，一时无比”，因此“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等为冠”。

既然北朝中后期陇西李氏已经达到“为冠”的地位，则可以称李氏为陇西著姓，因为著姓之义即是一姓之冠。换言之，“陇西著姓”成为了此期陇西李氏的专属名词，明此即可知《旧唐书》称李延寿为“陇西著姓”之意即是暗指李延寿属于李昺后嗣中“凉州土人”的一支，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旧唐书》所载李延寿为“陇西著姓”的真实性。

《旧唐书》叙述李延寿家世的文本可以发现《旧唐书》的修撰者不仅认为李延寿为“陇西著姓”，而且以“本”字来加以强调，这就反映了其必有充分的文献材料证明李延寿为“陇西著姓”，所以《旧唐书》所载当可信从。

李唐皇室虽为“阴山贵种”，但却主动“弃北代而认陇西”，他们给自己制造的谱系据《新唐书》可知为李昺后裔中属于“仍防边戍”的一支，虽然此经陈寅恪先生考证为伪，但在当时社会只重书面谱系成立与否而不重实际血缘关系的风气下，其族属的合法性要被社会所承认的先决条件是他们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

因此，实源于“凉州土人”一支的李延寿与伪源于“仍防边戍”一支的李唐皇室在当时的双方看来便有了共同的族源———西凉李昺。关于此点信息又可从《资治通鉴·唐纪》里找出一条辅证，其载“（窦建德）又遣其礼部侍郎李大师等诣唐，请罢洛阳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荅”之事得到印证。

首先，据《新唐书》载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可见李大师所长在于修史而非外交，而窦建德在危亡之际却以其为首遣使李唐则殊为怪事矣。

再次，李世民在征伐之际“留而不荅”的行为也是反常的，因为作为经年沙场的统治者，李世民不会不知对待敌方来使的基本礼节，更不会不知“留使不荅”的恶劣影响。综上二点，笔者以为其中必有缘由，窃谓乃是李大师和李唐同出陇西一姓故。窦建德正是考虑到此点，才会使其领衔出使李唐，而李世民也正是爱惜自己同族之人李大师的史学才能故而破坏外交原则。

所以，李延寿和李唐或出同根，即便年代湮灭，但在“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的唐朝，李延寿亦会自发地向李唐靠拢。其不同之处正如李建华《论隋代文坛的两大流派》一文中指出的同出于弘农杨氏的杨坚和杨素最大差别是前者的胡化程度较高，笔者以为李唐和李延寿亦同此理。在李唐建立后，李氏就成为了当时的著姓，陇西李氏较于前期更是贵不可言，李氏内部的胡汉之分自然将无同。

三、文武殊途，新旧当别

既然李延寿与李唐有同族的之嫌，我们就有必要把李唐的发家史进行一次梳理。

《新唐书·高祖纪》载：“其七世祖暠，当晋末，据秦、凉以自王，是为凉武昭王。暠生歆，……。歆生重耳，魏弘农太守。重耳生熙，金门鎭将，……。熙生天赐，为幢主。天赐生虎，……”

李唐皇室七代先祖中，四人为武职且职位代代相高，尤以二世祖李虎“八柱国家”职最显，而李虎的武职决定了日后李唐代隋的基础。据此可知，李唐起家之根本乃在于先人的“军功”，从李氏四世祖李熙起，李氏在这种以军功取勋的背景下悄然崛起，这很符合“通过军功获得阶级是关陇集团的悠久传统”。

而这种勋位制度上的保障要到北周时才得以确立，在北周和隋朝官制上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出现了勛官。其名称很容易同以往的勛品相混，但实质迥然不同，倒是和南朝梁的将军号具有共通的性质。”这说明了北周的“军功制”和梁武帝对武官制度的革新具有一定的渊源，二者内在的联系是明显的。

钱穆《国史大纲》云：“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姓。山东以王、崔、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可知，陇西李氏在元魏时尚未进入北方大族之列，祝总斌将此归因为当时定门阀高下的依据是魏晋的官爵，而陇西李氏在魏晋间却无确凿的、值得称道的官爵可言。可见陇西李氏并非是一个世代显贵的士族，其地位奠基的转捩期要等到西魏末年。

前已述李氏的崛起所依赖的是军功，陇西李氏通过四代人军功的积累奠定了唐皇室的根基。这同时也说明了李唐的先人乃低级士族甚至是寒人，然而唐朝建立后，李姓由贵姓而升格为国姓。作为姓氏符号，李姓成为大唐王朝的象征。陇西李氏更因“王室亲贵”觉得有必要争取天下第一著姓的荣誉。

但这个源于陇西武人集团的新兴氏族，在那些延续了几百年的山东世家大族面前仍显稚嫩，直至唐文宗仍然有“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的感喟。这无疑引起了新王朝的建立者陇西李氏的不满。

后来唐太宗果然命令高士廉等人撰写《氏族志》来重新评定氏族等级。关于《氏族志》的编纂有两次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次高士廉等“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勃然而怒，命令其重新按照官爵分类，这一次的结果是将陇西李氏放在了首位。

细绎事态前后颇值寻味，当朝皇帝为了争取自家姓氏的地位竟然以政治的手段使得那些世家大族乖乖就范。透过此点，我们可以感受到初唐时期新、旧氏族之间相互倾轧的激烈氛围。

这是新旧氏族在政治上的一次颇有影响的角逐，最终新兴的陇西李氏通过政治的高压成功取代了山东四姓的地位而一跃成为天下著姓。身为史学家的李延寿正当其时，时代风气的影响足以移人，况且他又是这“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于中土的大族”的同族之人。

然而他仅是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要替自己氏族正名是无法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的，这样就自然地转变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修史。他所修《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的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注重家传的体例正是其浓厚家族观念的显现。

钟嵘劝诫武帝“不当以军功滥升清级”，体现了钟嵘对这种制度的否定，但此制度是梁武帝对武官制度改革的最大特色———通过严格的等级区分来鼓励军人多取军功，前文言及北周和隋的军功制均源于此。陇西李氏正是凭借“以军功滥升清级”的制度而代代相高的，正如阎步克所论导致由军号起家的第二种情况即是“从征立功而获军号”，并且此种“情况在魏末战乱时的泛滥程度，也超过了南朝”。

这不仅揭橥了北朝与南朝此制的相同弊病，而且道出了北朝的弊端更甚于南朝。可以说，正是这泛滥的程度决定了李氏崛起的速度。所以钟嵘的此种建议在李延寿看来是对以军功起家的尤以陇西李氏为主的关中新贵地位的一种否定。

另钟嵘对待此种制度的态度与新兴的唐王朝迥然不同，据阎步克所言唐王朝的创立者吸取了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即对武人酬勋的侵犯）而“重新捡起了隋文帝的柱国、开府、仪同、大建军、都督等散实官”，可见唐初的政策亦是奉行而非彻底否定武人取勋制度。所以钟嵘遭到李延寿的诋毁不足为奇。

钟嵘上疏建议梁武帝将因军功而混入士人阶层的武人剔除出去，这反映了传统的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自身阶层的纯洁性而持有的排他性，六朝世家尤重流品，甚至发展到了士庶不同席的地步。这样的人为性鸿沟对于新兴氏族而言尤为可恨，因为这严重妨碍了他们进入士族的圈层，李延寿出于对自己氏族的强烈认同感，必然会对这些旧士族所具有的排他性产生一定的抵触和不满，从而诋毁具此观念的旧士族成员之一的钟嵘便也在情理之中。

结语

关于世家大族形成的时间有两种分歧，但基本是在汉末到两晋之间。这一期间，一些地方士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奠定了唐初三大地域的士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