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真是如此吗?

据史料记载,汝官窑在北宋后期前后烧制20年之久,其窑址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及村南台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中心区在村的中北部。在如此巨大的范围内,烧制20年,如果包括附近的或者到了南宋时期延续烧制的,其数量之庞大可想而知。近日翻阅清宫档案,见雍正四年(1729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漆箱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实三十一件),计开:三足圆笔洗一件、奉华字圆笔洗一件、无足圆笔洗一件、有足有号圆笔洗八件、丙字圆笔洗二件、无字圆笔洗二件、坤宁字圆笔洗一件、无字圆笔洗一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二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一件、坤宁字大圆笔洗一件、丙字圆笔洗二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一件、有足无字盘式大圆笔洗三件、无冰裂纹圆笔洗一件、瓮口有足笔洗一件,传旨著各配做镶棕竹边糊锦匣盛洋漆箱内……”

文中清楚地表明,单单一只箱子内,装着一个品种“洗”就有31件之多。还不包括汝窑其他较多的品种,如杯、盘、碗、炉、熏等日用器,足以证明当时清宫内收藏汝窑的数量之惊人!

从文中记载的时间来看,雍正四年,圆明园景区基本建成,雍正皇帝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已在圆明园办理朝政。这洋漆箱子应该从故宫搬到圆明园中去的。往往要将库存的东西选择精的好的,再运往一个新的处所,就会按品种分类装箱,这是最顺理成章的。只有宝物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故其才会重新下旨“给以重新做内配锦缎的盒子”。这些举措都符合宫廷物品大搬迁的合理现象,如一户大户人家乔迁新居往往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而留下未被入选的那些器物品种就会显得杂乱,所以后一部分被运往台湾,少量的留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现存的汝窑品种较杂,台北21件汝窑中竟有“瓶、盘、洗、盆、碗、盏、杯”等十几个品种之多,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这些是当时被挑剩留下的器物,好的精的都被归类入选进圆明园陈列,同样,也说明曾陈列在圆明园中的汝窑器品位之高、数量之巨,也更足以证明全世界汝窑器存世量67.5件的荒诞和不值得一驳。前几天,我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在二楼的中国艺术收藏馆中,一只北宋汝窑洗赫然放在古陶瓷展厅的玻璃柜中,解释的标牌上也明确写着“北宋汝窑”。(如有机会去牛津大学可去参观证实)

以上此例,也足可推翻全世界存世67.5件的“金科玉律”说。由此说明,给任何物品下存世数量的定论都是经不住事实的推敲的。世界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谁能料得到今天没出现的事情明天不会出现?写下数量说的人似乎头脑过于简单,如果你加上“从今天我统计为止”,也稍显客观了些,但其实也经不起推敲。收藏的藏字就隐含着秘不示人的意思,世界的收藏家形形色色,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者,也有“只喜深夜偷着乐,不愿示人大家知”的孤芳自赏之人,人上一万,千奇百怪,这个数量怎么统计得清楚?就是全世界可供人们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内的存世量,哪一个人能作明确的统计?这么著名的牛津大学博物馆内的藏品,都会遗漏,可见尚有多少名不见经传博物馆的存世量会被忽略?

汝瓷鉴定

不应以“存世量”为教条

充分说明,任何用具体数量来界定某某窑、某某瓷种存世的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中华大地近二三十年的大举开发中,曾出现过多少埋藏地下的宝物?谁能数得清?说得准?

往往用这些既定数量说的人,看物品都不用眼睛,用的全是脑子,想当然地看东西,实在误人!

另一种宣扬存世量的人,往往是为了把自己或者小圈子拥有的东西说成十分稀有才编出的故事,如元青花存世多少多少,明成化鸡缸杯存世多少多少……

就拿元青花来说,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抢出去多少?谁说得清?成吉思汗直捣欧亚大陆时带出去了多少?再拿成化鸡缸杯来说,明朝成化共23年,有记载明朝是生产官窑瓷量最多的朝代,《明史·食货志》中概括性地叙述了当时烧造瓷器数量之多:“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貲。”斗彩又是成化瓷中较负盛名的品种,其烧制的数量之多可想而知。故宣扬成化鸡缸杯存世不足十件的论调实在令人可笑。

坚持存世量说的人,除了某种利益的驱使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原因。至于某些所谓“专家”以数量论来甄别器物真伪的依据之举太不科学,死抱数量论,是由于自身不学习,不钻研,简单地记住几个数字来替人鉴定真伪,误了别人,也骗了自己。

由此可见,抱着“存世量”作鉴定依据的人是最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提醒藏界朋友,如遇到以“存世量”论来定真伪的“专家”和以“研究者”自居的人,千万别受他们的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