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直至民国的年轮里，人们口中的文学瑰宝并非仅有今天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那时，文坛上还有另外两部作品与之并肩——《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六大名著”。时光流转到新中国的黎明，随着国家的重建和文化教育的新需求，这一定义悄然发生了变化。

建国之初，面对刚刚结束的抗战硝烟和国内残破的社会面貌，新政府迫切需要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计划——“扫盲”运动应运而生，其目标直指降低文盲比率，普及基础教育。

随着“扫盲”成效初显，国家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目标。为此，选定几部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且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学经典成了当务之急。人民出版社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承担起了这一重任。

编辑团队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在众多经典作品中做出选择。初期的选书过程波澜起伏，争论不休。为了缩小范围，减少内部矛盾，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被广泛认可的“六大名著”。在评估这些作品时，他们特别考量了哪些书籍能够更好地反映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主题。

最终，经过深入的讨论和精心的考量，《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被选为首批推广的四大经典，以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提升全民文化素质的需求。至于《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虽然同样是文学瑰宝，但在那一特定时期，出于各种考虑，它们并未被列入首批推广计划中。

如此，一场文化的接力赛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缓缓开启，而这四部作品，便成了连接过去与未来，传承华夏文化精髓的重要桥梁。

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复兴浪潮中，《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成为了推动这一波潮流的四根重要桨。这四部作品由人民出版社首发，版印数量高达十万册，它们迅速风靡全国，受到了广泛的热爱和追捧。

这些书籍的火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书架上的存货瞬间被抢购一空。随着这股热潮的蔓延，其他出版社也开始跟风，纷纷出版这“四大名著”，使得这四部经典作品的名声雪球般扩大，迅速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时间的流逝，“四大名著”的称谓自然而然地在民间流传开来，并非出自于某个官方的明确指定或文学家的评议，而是广大读者共同的选择和认同。

与此同时，《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虽然稍晚一步加入到这场文化盛宴中，尽管它们的迎接声浪未能与前四部相匹敌，但这并不减少这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背景下，这两部作品或许在内容上与时代的主旋律有所差异，未能完全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从而影响了它们的受欢迎程度。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幅用笔墨绘制的幻想世界，其中绮丽的故事多半绕着人与非人之恋旋转，饱含了浓郁的浪漫与理想主义情怀。从这部作品衍生出的《倩女幽魂》、《画皮》等影视精品，无不证明了它的文学价值与广泛的影响力。蒲松龄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和对脱离封建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不忘借此机会批评和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然而，《聊斋志异》最终未能成为新中国初期重点推广的文学作品之一，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主题。对于一个刚刚从文盲状态逐步走出的社会来说，这种充满幻想的作品可能会误导人们重新陷入迷信，而这并不符合当时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启迪思想的主旨。

另一部作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以其尖锐的讽刺手法跻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巅峰。尽管它可能不如《红楼梦》等作品那样家喻户晓，但提及《范进中举》这一段落，多数读者仍能感受到其深刻的讽刺意味。《儒林外史》透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事件，揭露了科举制度下学者的悲哀命运，犀利批判了封建科举的种种弊端，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科举制和八股文的深刻不满。

然而，对于正处于思想解放阶段的新中国而言，科举制度的问题已是过去式。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止标志着这一古老制度的终结，《儒林外史》聚焦的主题因而显得与新时代的需求不尽相符，其在首批推广名单中的缺席，也就自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