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3］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是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心灵创伤，使司马迁比其他史官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才能创作出彪炳千秋的恢宏巨著！二、二者体例的比较（见图1）（一）本纪/ 纪（见图2）（二）世家史记：司马贞《史记索引》：“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汉书：没有世家，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三）列传（见图3）（四）表（见图4）（五）书/ 志（见图5）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用通史(重人的精神)。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儒家道统)。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

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三）叙事笔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五、二者产生的影响（一）在史学上的影响：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2、“正统思想”、“君权神授”思想逐步走向强化。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对汉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开国者天生异象的无稽之谈，从中反映了皇权神授的合理化。这种描写到了后代的史学中大多类似，强调开国君王的出身不凡，即使是乞丐出身也幻化成神灵转世。（二）在文学上的影响：1、《史记》成为了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后代文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2、《史记》中的故事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重要取材对象。元曲选中有：《楚昭王》、《赵氏孤儿》、《伍员吹箫》、《气英布》、《谇范叔》、《冻苏秦》、《赚蒯通》、《马陵道》等，现存132种元杂剧中就有16种取材自史记。京剧中也有《霸王别姬》、《文君当炉》、《博浪椎》、《浣纱计》、《完璧归赵》等名剧取材于《史记》。六、小结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如果细加比较，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由于出身的阶级限制及其写作动机的差别不同，封建道德说教的观念在《汉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因此《汉书》在叙述史事上比较缺乏同情人民的饱满感情，在描绘人物时，也不像《史记》那样栩栩如生。尽管如此，《汉书》在综述汉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上，较之《史记》提供了更完整更丰富的直接史料。在文章风格上，也能在司马迁雄浑质朴、天马行空的境界外，另辟散文中细密周严、典雅华丽的一派，加上辞赋家的美学色彩和字句结构，对后代骈文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更明确、更自觉地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综观全书，《汉书》的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堪称为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读《史记》，面对的是一侠客，作者年轻时走遍了天下名山大川，山水灵秀、天遥地阔是一辈子的财富，落笔之时神采飞扬。而到《报任安书》时，侠客已经老了，一生的遭遇积郁胸中，从文字中迸发出来。如同杜甫的诗，文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沉郁悲痛，千载之下犹有泪痕。文字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取胜的不是文采，而是思想，许多人的婉约词，比李清照还要婉约，许多人的牢骚，比屈原还要激烈，然而不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只有婉约而没有思想，从而使文字苍白、干瘪，没法千古流传。

读《汉书》，面对的是一君子，是个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学问通达的君子。班固家族累世簪缨，其父班彪是史学家，弟弟班超威震西域几十年，妹妹班昭号称曹大家。他自己更是九岁能诵诗书，十三岁就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优越的环境中，培养出了高贵的气质，然后是优雅的文字。无论是汉初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激昂，还是征服匈奴的豪壮，都可以透出安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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