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着的《史记》，位于二十四史之首，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对象。在这两千多年的岁月中，人们对司马迁的评述可谓是经久不衰。司马迁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学者的评述呢？原来，这都在于他在历史编纂方面做出的贡献，归纳之后，有如下几点。第一，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开创了纪传体编纂史书体例，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在我国，历史学的起源较早，对于这一点，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曾出现过较多的历史典籍。

在这些历史典籍中，大都以编年体的形式着述，依据年月的方式来纪事，记述方面十分简单。但在司马迁撰述《史记》时，却有很大的改观，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他继承了前人的着述体例，撰写成“勒成一书，分为五体”，完成了我国第一 部纪传体通史，并且还以创造性的方式探索了以人物为主题的历史着作。而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体裁来看，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体，有的体裁前人已经使用过，可以看出并非全是司马迁的个人发明。

但是，他却能在这基础上将这五种体裁有意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有机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这是司马迁的智慧体现，也是他的一大创举。当然，纪传体这种编纂方法在今天看来有很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但是，将其放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的这种历史学编纂方法是值得人们赞扬和称颂的。在历朝历代的学者研究中，有的学者只注重《史记》的五体结构，但却忽略了所用的互见法。其实，细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发现，互见法与五体结构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且这也是司马迁别具一格的创造。

司马迁着述的《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线，对于人物的传写也是按照等级来写得，通过本纪、世家和列传的规格进行载述。可以说，司马迁的五体结构的表现形式，是他大-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且，他的这种思想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为政面貌，从司马迁记述的内容中，也能看到统治者严厉打击割据势力的手段，这也是一个帝王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与此同时，从他的《史记》中，也能看出司马迁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是以君主为中心的。

第二，司马迁是以实录的精神编撰的《史记》。在司马迁着述的《史记》中，核心是以“信史”来着称的。司马迁认为，史学所记述的内容就应当求是存真，他反对“誊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做法。司马迁的写作手法，遵循着实事求是的作风，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在历史上，经常会有许多问题说法不一，真假难辨的现象。有时，在众多说法中，似乎都有其道理。面对这样的问题，司马迁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那便是运用“疑则传疑”的方法进行处理司马迁这样记述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人来进一步研究。司马迁采取的“疑者缺焉”的办法，很好地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历史风貌。

第三，司马迁所用的“寓论断于序事”，发挥了“史以道义”的作用。“史以道义”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的呢？原来，“史以道义”是我国史学的传统之一。 在孔子着述《春秋》时期，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因此也有“春秋笔法”的称呼。司马迁十分看重这一思想，为此，他在《自序》中也陈述了《春秋》的这一作用。但是《春秋》也存有史事的载述过于简单，喜欢以个人的好恶来总结史事以及过分地强调了义理的弊病。

在司马迁的眼中，汉高祖刘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而吕雉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司马迁并没有下什么结论，只是通过叙述史事来表达他的爱憎情感。司马迁在着述《史记》时，对于笔下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以及每一个历史人物，都隐含着他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在无形中寄托着他的思想。但是，司马迁撰史的方式是以叙事的形式来表达的。把这一点放在今天，可以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论从史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