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史一词出自唐代刘知几《史通》一书：“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剏一名，题为‘伪史’。”通俗地讲，伪史就是伪造的史书。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史书文化发达的国度，正史、杂史、别史、野史、稗史等各类史书非常丰富，而伪史也极为众多，可以说我国伪史存在时间之悠长、内容之庞杂、种类之缤纷、范围之广博，在世界上难出其右者。据不完全统计，经部伪史有73部，史部有93部，子部有317部，集部有129部，另外尚存疑问之史书，以及佛藏道藏之伪书亦有493部，加在一起共计1100多部。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一代纪传体史学鼻祖对于伪史起源的陈述与分析，可谓深入骨髓、鞭辟入理。

但千百年来我国史学界始终有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既然很多史书在彼时已经被厘定为伪史，却又为何将伪书存留下来加以研究？今日看来原因似乎非常简单，即伪书还有一定价值，且很多伪书的史料价值还很高，这或许也是我国历朝历代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仅以东晋元帝时期的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例，明末清初考据学大师阎若璩沉潜三十余年，从篇数、篇名、历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读、地理沿革等方面《古文尚书》进行了精细考证，得出此书乃后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论，使悬置学术史一千多年的重大疑案得以最终破解。但其后三百多年来，该书依旧在《尚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且与真文合为一体。深究其原委，就是伪造的《古文尚书》中的很多文字，辑录于东晋以前的一些史书典籍，而这些史书典籍到了阎若璩所处的明末清初，大多已经散逸失传了，所以伪造的《古文尚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其实，历史上诸多伪史之所以是赝品，绝不是因为其所记述的内容是假的，而是由于作者或著作成书年代不真实。诸如此类的伪史，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实情况或者成书的具体年代，那么是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遑论伪史产生的因由与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许是由于古代文人慑于封建专治统治的淫威，不得不假托古人而作；也许是封建士子基于求名趋利、争强好胜的世俗考虑，只得借助古代先达的声望去作伪。二者尽管都有无法直接表达的心里隐情，都有难以述说的主观意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这些伪史的作者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子。如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和参与伪造《古文尚书》的三国魏人王肃，就是被当时朝野所公认的饱学之士和知名经学家。王肃自幼颖悟绝人、博览群书，成年后孜孜探求、遍注众经，特别是其服膺东汉的贾逵和马融的经学思想，而不屑于与贾马同时期的郑玄之学，鉴于自身学术地位比较卑微，而郑玄之学又比较炽盛，于是王肃不惜假借孔子后裔名义伪造经书。而实践表明，无论是《孔子家语》抑或《孔丛子》还是《古文尚书》，这三部书均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唐代中期以降一直到近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巨变，引发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反映在文化领域和学术层面，儒、释、道三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我国史学界始终弥漫一股浓郁的疑古惑经之风，历经北宋庆历疑古思潮之丛生、清代前期嘉乾疑古学派之兴盛、近代古史辩派之脱颖，史学界对先秦经学一疑再疑，竟然疑出上千部伪史，这些伪史几乎覆盖了先秦全部典籍，重要经书全都被后人伪造，明代中叶著名学者、浙东学派代表人物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写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者几十七焉。”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以致于很多货真价实的真史也被列入伪史的名单。好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我国文史学者的悉心研读和精心鉴别，一些所谓的伪史陆续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学诚等人判定为伪书的《管子》，前些年被当代学者以大量确凿的证据确认为系管仲本人所作；再如一向被看作伪史的《神农本草经》，经过当代学者的反复抉发和仔细辨别，肯定它是一部成书于汉代的中医经典著作，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由此可见，对伪史的甄别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拓展了史料范畴，扩大了史学界域，加强了对史学遗产的保护。（作者：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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