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华书局局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当年2月正式成立，从此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和专门机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其中的代表成果就是整理点校“二十四史”。

此前我们已经推送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原载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一文的，此为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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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的三个关键人物

二十年的校史历程，集结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其实每一位先生都很重要。但是贯穿始终的有三位先生，顾颉刚先生、宋云彬先生和赵守俨先生，我们需要着更多笔墨。

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在1971年以后的工作中“总其成”。实际上在1954年，顾先生从上海进京，就开始了相关工作。1954年，毛主席指定顾先生做《资治通鉴》的总校对，这时他已经同时开始做《史记三家注》的整理工作。1954年10月5日晚上，顾先生冒雨送交姚绍华的《史记整理计划》，现在还保存在书局的档案中。当时的计划，是交中华书局做以黄善夫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整理，交古籍出版社做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整理，交科学出版社做《史记》和“三家注”单行本的整理。1957年以后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开始点校“二十四史”，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史记》就成了“二十四史”点校本的第一种。

当年十二位先生分工完成《资治通鉴》标点之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把北海的画舫斋德性轩拨出来，给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三位先生做统稿工作，顾先生也是在这里开始标点《史记》的。《史记》经过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核、宋云彬重校并编辑、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

1971年以后，顾先生总其成，用一周的时间写就了题为《整理国史计划书》的万字长文，当时顾先生已经70岁了。全部“二十四史”点校出版以后，顾先生还写了一篇长文来总结，题为《努力作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就是顾先生关于“二十四史”有始有终的历程。

顾颉刚《整理国史计划书》

顾先生在自己的日记、来往信件中明确地说明了他本人有关《史记》的理想的整理方案：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书局本；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这是顾先生对《史记》的理想的整理目标，我们也希望“二十四史”以《史记》点校本为主成为通行本之后，能够有学者完成顾先生留下《史记》专书整理目标。

宋云彬先生

宋云彬先生是《史记》的责任编辑，即《史记》的过录重点者，是《后汉书》的点校者，还是“文革”前《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四部史书的第一任责任编辑，在“二十四史”点校起步阶段做过巨大贡献。

1958年，在杭州被打成“右派”的宋先生，被调到中华书局来工作。他在9月13日当天到达北京，也正是在这一天“前四史”工作启动。10月16日，宋先生写了《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清楚地梳理了标点、专名线规范，以及专名线涉及的人名、地名、区域名、官名之间复杂的关系。之前各史都有《点校说明》，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点校后记》，宋先生写成《〈史记〉点校说明》之后，改成了《点校说明》和《后记》。《后记》是关于“二十四史”第一部书《史记》的标点规范的详细解释，其实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有关现代古籍整理的发凡起例之作。当年的毛笔原稿俱在，非常珍贵。

宋云彬先生日记记录了每天审读《南齐书》的进度（1965年5月）

宋云彬先生的哲孙宋京其先生前几年联系我们，将宋云彬先生收藏的书画全部拍卖，所得一千四百万元悉数捐出，在中华书局设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整理优秀作品和优秀专家，还特别设立了古籍整理编辑奖。宋家的义举得到了国内出版界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很多先生不辞劳苦承担基金和宋奖评审的各项事务。希望有更多的古籍整理佳作，能在两年一次的评奖中获得享有崇高荣誉的宋奖。

赵守俨先生

第三位贯穿始终的人物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赵守俨先生。赵先生的家世是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极大关系的学术世家，《清史稿》的总修撰赵尔巽就是赵先生的祖辈。赵先生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入中华书局，完整地参与了历时二十年的点校工作，同时也是中华书局历史学科古籍整理项目的直接规划者和实施者，包括1982年以后全国的古籍整理规划，他都是主要参与者。

赵先生是贯穿“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核心人物，在纷繁的“二十四史”档案里，各史遇到的各类问题，几乎没有哪一件没有赵先生的意见和批示。赵先生针对《晋书》点校归纳的校勘原则，无论是对点校者还是对编辑工作，都是古籍整理中最关键的条例，言简意赅，表达准确。档案里有大量赵先生的毛笔手书，案牍公文书法能达到赵先生的水平，后无来者了。

赵守俨先生关于《晋书》点校及审读的意见（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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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与“二十四史”点校的渊源

从前面介绍的校史阶段我们可以知道，山东大学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密切相关。1963年到1966年，翠微校史档案中的第一份材料，就是赵守俨先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即把外地学者调到北京来。其中内容，与山东大学有很密切的关系。

点校工作自《三国志》、《汉书》、《后汉书》之后，进度非常慢，此时赵守俨先生去了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出差。到山大以后，“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所以学者们集中进京校史的提议人是王仲荦、卢振华先生。1963年的暑期，中宣部、教育部正式给各相关大学发文调人。山东大学负责的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借调通知已经明确，南朝五史均由山东大学承担，借调人员中，王仲荦先生为总负责，还有卢振华、张维华先生，要求除王仲荦先生外，其他二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教育部致山东大学借调公函（1962年1月24日）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先生中最年轻的是49岁的王仲荦先生，来京时间刚好在他50岁生日之前。10月份，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办公厅转北京市粮食局发了公函，公函的背面有我们工友写的一份名单，内容包括原学校、姓名、年龄、职务、级别和要求。这个是要干什么呢？这是要向北京市海淀区的粮食局申请，给第一批到翠微路校史的老先生们增加大米。在我们的档案里面还有很多类似内容，如给老先生增加床铺、席子，增加蚊帐，还有增加粮食供给、医疗配置等等，内容繁多，不一而足。

在翠微校史期间，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所谓的“南王北唐”。据说在校史组里，大家说“南王北唐”的时候，王仲荦先生表示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前面，而且按照一般人理解，也觉得唐先生来自武大应该是“南”。但其实“南王北唐”是指“南朝是王，北朝是唐”，即“南朝五史”由王先生主持，“北朝四史”由唐先生主持。这是学界的一段佳话，南北朝史研究最顶级的两位先生，分别承担南北朝各史的点校。

对于王仲荦先生，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一定比我更熟悉他。前面说到，1961年，赵守俨先生去济南出差，了解南朝各史的点校情况。赵先生了解的情况是“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这是1961年5月，当时最早的计划和预估在1961年底，《梁书》和《南齐书》就可以完成，到1962年上半年，《陈书》可以完成，剩下的两个部头相对较大的《宋书》、《南史》要到1962年底完成。这是1961年春天王仲荦先生等对校史工作的安排。事实上就跟我们现在的修订工作一样，这个时间计划是难以落实的。这个报告里面，赵先生还特地讲了山大在“南朝五史”的点校方式上跟武大的不同之处。武大承担的“北朝四史”点校，每一史都由唐先生带队一个班子，几个人一起来整理。山大不是这样，山大是一个人专搞一史，不集体搞，王先生做《南齐书》，卢先生做《梁书》。1961年的时候，他说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

“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王仲荦先生1970年代王府井校史期间留影并题诗

到了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初点差不多结束。《南史》曾经由华山先生进行部分初点，《宋书》和《陈书》当时还没有动。这时上级有关部门要求1964年就要完成点校工作，王先生此前提出到北京工作的建议，就得到了北京的回应。从我们现存的档案来看，调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三先生进京校史，早于1963年。1962年教育部就已经给山大发过一次借调王先生和卢先生到北京的函，但是这一次似乎没有能够成行。一直到1963年的7月，发了集中进京的调令，才终于成行。

我们看一下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三位先生当时的分工。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三位先生都先后到翠微路工作。王仲荦先生负责的《南齐书》，张维华先生负责的《陈书》，在1966年工作结束之前全部完成了付型。卢振华先生承担的《梁书》属于基本完成，但是没来得及定稿，所以没有付型。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总负责“南朝五史”，卢振华先生因为下肢瘫痪没能来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和《南史》。从篇幅来看，《宋书》和《南史》最大，王仲荦先生独自完成了《宋书》和《南齐书》，卢振华先生独自完成了《梁书》和《南史》，应该说规模都比较大，张维华先生完成了《陈书》，点校本是两册。《南史》的定稿，由卢振华先生在病床上完成，但“南朝五史”整体的定稿工作是由王仲荦先生在北京完成的。

张维华教授

1984年，王仲荦先生在《文史哲》杂志作了一个口述，作为当事人对三次进京校史的经历做了简单的也是最准确的回顾。第一次点校工作1963年开始，1966年结束，他点校了《南齐书》，张维华教授点校了《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革”开始，他们由学校电召回校。第二次点校工作是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来找他们。系里面的临时负责人说，王先生和张先生“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最后只准了卢振华先生一个人到北京，不到几个月，卢振华又回去了。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开始，到1976年回来。卢先生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经退休，所以只有他一个人到了中华书局。最后商定，《南史》点校由卢振华先生在济南进行，《宋书》由他在北京点校完成。

卢振华教授

翠微校史时期点校组里有位秘书马绪传先生，由他每半个月向局里提交一份“二十四史”工作汇报，涉及每一位校史先生的日常情况。在这半个月当中，他们主要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反映的问题、校点过程当中有什么需求等，他都要一一如实写入汇报。比如说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伙食怎么样，哪位先生要出去看病等。记得其中有唐长孺先生因为怕热，由三楼南边搬到了一楼等生活细节。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

1964年6月25日的半月汇报记载，“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这应该是完成五分之三了。“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王先生的标点速度。我们后来也看过其他参与者的日记，比如陈乃乾先生日记，里边记录他标点《旧唐书》的过程和每天完成的卷数；启功先生日记里面也有每天标点《清史稿》的卷数。像王先生这样一天标点三卷，算比较快的。到7月8日，王先生已经标点完工，“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他说“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这两本是指百衲本的底本。王仲荦先生说，等他女儿放假后，会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到8月8日这一天，一起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临行之前他会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的工作，打算完一本交一本。从1963年的11月，王仲荦先生到北京翠微路，到第二年的9月，王先生总共用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这是我们从档案里能看到的王先生的情况。

再来看1964年的卢振华先生。他8月20日要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期间他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讲义，备课，因为从8月22日开始要在济南上课了，9月底之前要把5周的课全部讲完，然后回来参加国庆。

《梁书》点校本

关于张维华先生《陈书》的工作，半月汇报记载：“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因为此前他自己用这个书不断地加工修改，可能不适合于排版，希望有一个过录本。这样整个《陈书》的校勘工作就结束了。

《陈书》点校本

从档案和当时的情况看，老先生们的校勘工作是非常充分的，体现了“后台充分”和“前台简明”这样一个特点。这就是我们档案里面能看到的王先生、卢先生和张先生在翠微路期间做的工作概貌和一些点滴的情况。

根据罗继祖先生的回忆，当时老先生们周末的时候还会结伴去附近的玉渊潭、陶然亭游览。有一次出游的时候，王仲荦先生提出：“罗先生你会画画，你应该把我们这些人画一幅图，叫《翠微校史图》。”虽然这幅画没有画成，但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这些老先生们在一起，除了工作，也有悠游，也有唱和雅集等。所以“翠微校史”不是我们后来人追述，最初的提法，是王仲荦先生向罗继祖先生提出来的。

翠微校史之后，就是1967年短期恢复的校史，与山东大学有关的还有高亨先生。我们的档案里面有4本练习册，在其中一册上，大家可以看到“点校宋史笔记”，还有高亨先生的签名。我看过练习册，里面没有特别多的内容，只有一些零星的查考笔记，不成文。像这种笔记本还有一些是罗继祖先生的。另外北师大的何兹全先生、南大的卞孝萱先生等都在这一时期参加过校史。

因为卢振华先生1971年以后没到书局来，在山大完成的《南史》点校，所以我们对卢振华先生的工作了解很少。说到这里，要特别对山大文学院的姜宝昌先生表示感谢。《梁书》修订本出版后，我们约请姜宝昌先生写了，刊发在《澎湃新闻》的修订本《梁书》专题中。姜先生在卢先生卧床校史时作为助手主动承担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我们要表示特别的感谢。

除此之外，我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编者按：徐俊先生2020年7月25日参加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线上学术讲座），对王仲荦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在2006年之后，我连续三次去山大南苑王先生的家——

华山馆拜访。郑老师对我们中华书局的人情感特别的深，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帮助。这是从我的旧硬盘里找出来的当时的照片，时间是2008年的6月13日，放在案子上的书就是《宋书》点校本的校勘长编，包得完完整整。郑老师说：“这是王先生去世以后，我第一次打开它。”也就在2008年，我把它背回了北京，做了完整的扫描，最后用大16开影印了三册，把王仲荦先生的《宋书校勘记长编》公之于世。

郑宜秀老师深情地望着王仲荦先生的手稿——《宋书校勘记长编》（摄于2008年6月13日）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郑老师深情地望着王仲荦先生的手稿——《宋书校勘记长编》，这个长编是王先生在王府井大街36号写成的，连稿纸也是我们中华书局的8开大稿纸。也是在华山馆，我第一次见到了《宋书》的校勘底本，王仲荦先生写满了天头地脚。《宋书》校勘长编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点校本各史保留最完整的、一卷不缺的校勘长编。关于《宋书》，我们能够完整地看到由底本上的校勘记录，到校勘长编，再到点校本校勘记之间的过程。其他各史都没有这么完整，除此之外，只有复旦大学承担的《旧唐书》保存相对完整的长编。

《宋书校勘记长编》

第二张照片展示的内容，是王先生去世的时候，收到的挽联和挽诗，郑老师说这也是王先生去世以后第一次打开，原来是用塑料袋封存的。除了现场展开的周一良先生写的挽联之外，我还看到了缪钺先生的挽诗等，他们都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周一良先生所撰并用隶书写成的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一个学者一生能得到同行这样既中肯又准确的高度评价，是非常难得的。

缪钺先生挽王仲荦先生诗

郑宜秀老师做的特别感人也特别值得表彰的一件事，就是整理王先生的著作集。我们出版的王仲荦先生的著作集，共有9种13册，其中的6种都是在王先生去世以后，由郑老师整理的，所以对王先生著作的整理工作，郑老师有巨功。郑老师在著作集的《前记》里面写了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话，除了对王先生的怀念和赞许之外，还讲到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她说王先生去世了，“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郑老师无论是对王先生的著作，还是对我们以前的“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乃至后来的修订工作，都是非常支持的，我们中华人都对王先生、对郑老师特别感激。

（本文节选自《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原标题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未完待续。原文根据徐俊先生2020年7月25日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线上学术讲座的录音及课件整理，郁秀青、郝梦雪、费诗贤整理，杜泽逊教授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