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