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初的名字是《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

从“太史公记”变成“史记”其实是史学崛起的鲜活记录。

司马迁的这部书，在汉代为什么叫《太史公书》太史公是对担任过太史令的人的尊称。

司马迁常常称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

而他本人后来也担任了太史令，又成为后人眼中的新太史公。

所以“太史公书”强调的就是，这是一部属于他们父子二人的私家著作。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不光太史令不做历史研究，直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主流的学术谱系里根本没有独立的史学。

《汉书》艺文志对学术著作分类时，是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

其中，六艺部分虽然有春秋学，但不是史学，而是经学。

诸子部分又分为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同样没有史家。

所以《汉书》不叫《汉史》而《汉书》的书，恰恰是继承自《太史公书》的这个“书”的传统。

至于“史记”这个词，在司马迁的时代其实是对上古史书的笼统称呼，而不是一部具体史书的名字。

直到唐朝魏征编纂《隋书》时，才正式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

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历史类著作的第一类是正史，收录的就是那些足以成为史学正统的经典著作。

而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当之无愧地，成了正史类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整个史部的第一部著作。

意味着司马迁的书成了史学门派的宗师“宗师之书”自然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新名称。

于是，本来泛指上古史书的“史记”这个名字，从这个时候起便成了司马迁这部书的书名。

《史记》是部先于历史学诞生的书，又对历史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中国的24部正史，而所谓正史，就是官方和学术界都认可的经典史书。

其中很多，都是“奉旨修史”的重大国家工程。

《史记》却是二十四史中少有的，并不是“奉旨修史”的作品。

司马迁当时写这部书，完全是一个私人写作。

他为什么会凭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么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工程”呢？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这部最早的书名《太史公书》说清楚两个人对司马迁至关重要的影响：

1.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2.是汉代名将李陵。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把司马迁引导走上了书写《史记》这条路。

司马迁36岁时，汉武帝封禅泰山。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追随前往，不幸的是在途中染上重病，一病不起。

司马迁出使西南归来，准备去泰山面见汉武帝汇报工作，途中先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

父子俩的最后一面完全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司马谈临终之际，将两个心愿托付给了司马迁，让他从此与《史记》产生了深深的羁绊。

第一个心愿，涉及司马家的先祖。

司马家的先祖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世代担任天官，后来不幸家学中断。

司马谈做太史令，本来是准备大有作为，不曾想，既错过了泰山封禅，又未能在历法修订上取得突破。

所以，司马谈希望司马迁一定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

第二个则涉及司马谈的个人理想。

自周公制礼后五百年有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又过了四百多年，却没有人能继承遗志。

导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无人记录传承，所以他说“余甚惧焉”。

惧就是恐惧，这让司马谈深感恐惧。

未完成的、写历史的使命，也交给了司马迁。

面对这两个遗命，司马迁“俯首流涕”全部接受。

父亲去世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了太史令。

之后的司马迁，工作的重点是历法研究。

四十二岁这年，司马迁参与完成了著名的“太初历”的历法修订，算是完成了父亲交代的第一个任务。

接着，就正式启动了史书的撰写工作

影响司马迁的第二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李陵。

李陵全家被汉武帝冤杀，司马迁遭受牵连被施以宫刑，这件事成为了司马迁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史记》依然会是一部精彩的史书，但这部书的思想厚度，就不免大打折扣。

司马迁是怎么被卷进李陵之祸的呢？

天汉二年，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敌后，遭遇单于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的持续围攻，最终只有四百余人得以突围，但其中却不包括李陵。

很快，消息传来，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

汉武帝龙颜大怒。

满朝文武也争相诋毁李陵。

只有司马迁仗义执言，据理力争。

第二年，降将李绪帮匈奴练兵，对付汉朝，却误传是李陵在帮助匈奴。

汉武帝在没有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草率决策，冤杀了李陵全家。

四十八岁的司马迁也受到牵连，进了监狱，而判决是高度侮辱性的宫刑。

实际事情还有转机。虽然汉武帝判了宫刑，却不一定要执行。

原来，汉武帝因为连年用兵，经费紧张，为了筹措军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级别高的官员反复遭到处分，再让他们花钱赎罪。

飞将军李广、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的父亲苏建，都曾花钱赎罪，而且赎的都是死罪。

司马家也算地方豪门，按理说拿钱赎罪，应该不难。

但是，司马家却拿不出钱来。拿不出的原因，司马迁没有说，但很有可能是家里的钱早让这父子二人做学问给做光了。

不过没关系，有钱人的朋友圈总不缺有钱人，临时周转一下，还愁凑不齐赎身的钱吗？

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

危急关头，司马迁那些有钱的朋友们，个个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肯帮他，这才造成了司马迁的悲剧。

正是这个遭遇，让司马迁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他在《史记》里不断提出质问，难道上天就是这样对待好人的吗？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余甚惑焉” 惑！疑惑的惑…

从父亲司马谈的“余甚惧焉”到司马迁的“余甚惑焉”

一惧一惑，让司马迁对这部书有了更深度的联结。

当时去战国不远，士大夫普遍是宁死不辱。

名将李广就是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受辱于低级的审讯官。

司马迁所受的屈辱，在当时足够自杀的标准。

但司马迁接受宫刑，活了下来，正是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史书，并通过这部史书，找到困惑自己的答案。

《史记》就有了三层含义：

1.家学层面，完成父亲的遗愿；

2.个人层面，是对困惑自己的终极问题进行叩问；

3.文化传承上，续写《春秋》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