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作品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为繁荣和发展世界文化提供新思路、贡献新价值，有助于中国平等有效地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当前，迫切需要提升典籍英译作品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完成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在中西文明互鉴中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是作品信息的传播进入异域文化的受众接收（入眼）阶段，并对其认知（入脑）、情感和态度（入心）、行为（入行）产生影响的能力。它以受众的关注和接触作品内容为前提，并最终导致受众在知识、观念、情绪、行为等方面改变的过程。2018—2019年笔者在美国学界开展的小群体调查显示，有54.6%的人读过《论语》英译本后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有47.5% 的人认为《论语》对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有影响。典籍英译作品具有强大的思想塑造能力和正面导向能力，需要在文本构建、传播路径、人才利用等方面拓展和提升其国际传播影响力。

文本：提炼核心概念，添加英语导读

典籍著作含义丰富，译成英语时往往配有注释，而有时详解容易成为外国受众的阅读负担，比如，《〈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厚达560页，一般外国受众望而却步。为提高域外受众的接受度，在翻译时需要有意识地提炼核心概念，导读关键知识点。倪培民的《论语》译本在29页的导读篇幅里，介绍了《论语》产生过程、孔子生平、儒学特点、《论语》的译本和其功夫论取向等，为受众阅读提供宏观背景知识。接着，提炼仁、孝、德、性、天、命、道等27个关键词，通过汉字、拼音和英语对应词的形式，高度概述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并和西方哲学概念进行比照分析，进一步降低受众的理解困难，达到了“既忠实原文，又保存更多相关历史信息，并紧跟当下学术研究前沿”的传播效果。2017年该书推出后大受欢迎，2019年3月全美国哲学界调查中阅读量排名第五，当年9月在亚马逊网站“孔子学说”中名列销量第14位，并获2020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颁发的“史嘉林图书奖”，吸引力和影响力非同一般。

路径：注重多模态传播，学用结合

典籍翻译不仅仅是文字之间的转换，还应考虑到文字到图像、文字到声音、文字到图文、图文声等多模态语篇的转换。例如，把纸质版书籍转换成光盘或录像，开设专门双语网站，把文学典籍英译作品改编成话剧、歌剧、戏剧等，进行各种巡演，让受众以最直观的方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所有《道德经》英译本（截至2022年1月已达580种版本）中广受读者欢迎的冯家福夫妇译本，通过摄像机、毛笔等较为简单的图像拍摄和文字处理方式，取得多模态阅读效果。赖发洛的《论语》英译本传播媒介最多，同时拥有纸质、Kindle版、iBooks版、AudioBooks版，吸引了无可比拟的受众规模。中医药典籍的对外传播，更需要多途径变通。目前，被完整英译的仅有《黄帝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等 20 部左右。因此，要达到有效的中医传播效果，除了译本中配以图片之外，还要根据已有的译本，践行中医医术，例如针灸、按摩等，学以致用。例如在德国海德堡有一家中医诊所，所长就是研究中医、翻译医学典籍的博士。她一边给病人讲中医理念，一边践行医术，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中医疗法，医治了很多外籍病人，让患者在体悟中医医术的高明中参悟中华文化的哲学智慧。

人才：善用国际资源，加大域外传播研究

跨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打通同类领域的中外学者和译者，谋求融媒体、出版商等多方合力，提升典籍英译作品的国际影响力。第一，中西译者团队协作翻译，使译文内容更加忠实原典，同时更具可读性。《论语》英文受众中，85.6%的人赞成中西译者合作翻译。《伤寒论》的10个英译本中，受众最青睐的魏遒杰译本也是由懂中医、懂外语和懂翻译的三位译者合作完成。第二，联合英语学术界的知名专家、书评人或国际出版社对已经出版的典籍英译作品，在本领域权威期刊或者国际报刊进行评价和宣传。法国华裔汉学家程艾蓝、美国书评学家郑文君及美国汉学家史嘉柏、杜润德等都对《论语》不同英译本加以评析，很好地引导了《论语》受众，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异域传播。《道德经》的冯家福夫妇译本请著名哲学家雅各布·尼德曼撰文为其作序，并作了认证和推广，《时代周刊》也点评了这本书，肯定了冯版《道德经》出色的插图和装帧效果。例如，英国中医史学家罗维前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对《伤寒论》魏译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受众的译本选择。第三，重视发挥汉学家作用，加强域外传播效果研究。根据袁同礼编纂的《西文汉学书目》、王尔敏编纂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和张西平的研究，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绝对优势，是中国典籍外译的一支重要力量。汉学家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熟悉英语受众心理和期待，对翻译题材的选择、典籍内容的现代诠释更加接地气，而且国际知名度比较高，应该委以重任。可以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华访学、讲学等形式，主动邀请他们一起研究典籍翻译作品的有效传播以及落地问题，找到其中存在的“思想差”“思维差”“时间差”等问题，在交往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例如安乐哲对《论语》的翻译和对儒家哲学的研究，大大提高了《论语》在异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他和罗斯文的译本在美国哲学学术界阅读量排名第一，引用率排名第二。

翻译和传播承载中华文明重要思想的典籍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意义深刻。如何让典籍英译作品走出国门，塑造积极正面的、独立于西方视域的中国形象，具有较强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依托高质量的外译经典作品，力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

（本文系中宣部项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策略研究”（WEH315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