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是政治统治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变化中的国家认同“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讨论国家认同，是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新议题。10—13世纪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辽、宋、西夏、金、蒙元在交流互动中，展开各自政权的认同建构，以期增强统治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宋、辽、金等政权以汉唐统治为典范，从汉唐统治中寻求国家认同的历史资源，是政治文化中的突出现象。

研究之起点

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盛世气象与治国经验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宋代的汉唐观”是指宋人对汉唐历史的评判和解释，具体表现为对汉唐历史的叙述和论说、对汉唐旧例的因循取则、对汉唐故事的效法与传播等。学术界有关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

一是以王朝“正统论”为切入点，讨论宋人的国家认同问题。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与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认为，随着儒学的复兴，“五德终始”说在宋代政权合法性阐释中趋于消亡。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从宋、辽、金多民族对峙的背景入手，探讨宋人的“中国”意识。陈学霖、宋德金、赵永春、江湄等分别从“德运”等角度，探讨辽金政权的正统观及其政权认同问题。

二是从史学史视角对宋代汉唐历史编纂的政治含义展开考察。燕永成《宋人汉史学述论》讨论了宋代对汉代历史的编纂；王德毅《宋代史家的唐史学》分析了宋代史家编纂唐代历史的成果；宋馥香《论北宋的唐史编纂和政治诉求》挖掘了史家在唐史编修中的深层意涵，强调历史书写背后的政治意义等。

三是探讨宋人的汉唐史叙述与现实政治的多重关系。杨联陞以“朝代间的比赛”为喻，最先揭橥宋人将宋朝与汉唐诸朝进行比较的政治含义。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专列“宋人对李唐史事的反思”一节，认为“汉唐故事”是宋朝行政施为的镜鉴。方震华《唐宋政治论述中的贞观之政——治国典范的论辩》分析了“贞观之政”在宋代政治论述中的作用。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聚焦“汉唐旧疆”这一话语在宋神宗开边中的政治影响，揭示政治与史学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走向“外史”路径

既有研究对宋代汉唐观的探讨多集中于就史学而论史学的“内史”路径，而对沟通史学与政治、思想与政治内在关联的“外史”研究并不深入。这就要求我们整合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诸领域，突破单一的史学史研究方法，实现史学史和政治史、思想史与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交叉。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问题，就是从历史叙述角度出发，探寻宋代政治与史学、政治与思想的联系，以此拓宽观察问题的视域，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分析历史时期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互动关系的新方法，启发我们对历史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

我们的问题是：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对峙的特殊政治形势，对宋人的“汉唐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汉唐故事”在宋代合法性建设中发挥何种作用？宋人如何借由汉唐历史的叙述来构建华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宋代有关汉唐历史编纂中反映的多民族政权对峙下国家认同的演变轨迹是什么？宋代的“汉唐观”与古代“中国观”的形塑有何关联？

历史叙述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也是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重要策略。从历史中追寻国家认同的根源，进而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路径。对汉唐历史的评判，在宋代国家认同建设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时至宋代，建立在“五德终始”说基础上的正统观淡出后，统治者在政治施为中每以汉唐为治国的典范，在“历史”叙述中寻求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宋人通过对汉唐历史的叙述和评判，构建自己在华夷统治秩序的中心地位，正是其国家认同走向成熟的表现。进而言之，10—13世纪，宋、辽、金政权均以汉唐统治为治世典范而予以效法，表明以汉唐为国家正统的历史得到各民族政权的认同。这为元明清以来的大一统“中国”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当下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议题展开的可能性

关于“汉唐观”形塑宋代国家认同的研究，有着开阔的学术空间。宋代的“汉唐观”是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在国家认同的视野下，对宋代关于汉唐历史的叙述和解释予以系统梳理，探讨多民族政权对峙下宋人对汉唐历史的书写等，并就汉唐观在宋代国家认同中的政治影响展开讨论，以此得出传统帝制时代对前朝历史的叙述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深层次认识。这一议题或可尝试从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汉唐故事”与北宋国家认同的制度渊源。北宋立国之初，民众历经晚唐五代乱局，对政权的向心力减弱。宋人以汉唐盛世为治国典范，将追慕汉唐盛世作为重塑民众对政权认同的黏合剂，以期在历史中寻求凝聚人心的资源。“汉唐故事”“宋承唐制”等在政治场域中的效法，成为构建宋人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和历史渊源。

二是汉唐复兴的历史叙述与南宋“中兴”政治形象的塑造。南宋立国东南，标举再造宋室的大旗。南宋君臣对东汉复兴汉室和安史之乱后唐室再兴的功绩尤为仰慕。关于汉唐政权中衰而后复兴的历史叙述与宣传，在南宋“中兴”政治形象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南宋政治动员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是历史编纂中的“汉—唐—宋”连续性叙述与国家认同的书写。宋代史家有关汉唐历史的编纂，立足于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呈现出“汉—唐—宋”的连续性叙述方式，由此形成前后相继的历史脉络和集体记忆，进而从历史书写和主流意识形态层面强化对宋朝政权的认同。

四是宋代士大夫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中的群体意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奏议、科举试策和日常言论中，以汉唐“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呈现出模式化情节，是士大夫群体“汉唐观”的集中体现。士大夫群体“汉唐观”的形成、传播和接受，有助于国家认同中集体意识和统治凝聚力的增强。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以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为例，总结历史时期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规律性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研究”（19BZS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