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答主提到了《晋书》的两段公案，出自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一条。这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切入点。

一、《王导传》与东晋中兴

《晋书·王导传》中对于王导生平负面事件的晦言和回护是非常明确的，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但是如果从王导的身份扩散开来看，很容易发现这种现象在《晋书》中并不是个例。

王导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中兴”名臣之首。晋元帝在江东的创业之路非常艰辛，由于北方胡人政权的建立以及晋室在南北双方的对抗，使得江东政权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这样的环境下，东晋的统治者决定以“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运未改。”的旧例，仿汉光武帝故事，打出了“受命中兴”这一旗号来强调自身政权的天命与合法性。

“中兴”起初是指汉宣帝复兴了国家的发展，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为“中兴”赋予了“受命于天”的新含义，晋元帝既然也采用了这一模式作为其构建政权的统治基础，那么在国史的书写上也就必须要强调“受命于天”这一点，所以在《晋书·元帝纪》中记载了大量塑造晋元帝天命形象的内容：

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

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帝惧祸及，将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卫严警，帝无由得去，甚窘迫。有顷，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驰，因得潜出。

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焉。

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

在《宋书·符瑞志》中，也能看到相关的记载：

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 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谣言曰：“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谶书曰：“铜马入海建业期。”元帝小字铜环。

永嘉初，元帝以安东将军镇建业。时岁、镇星、辰、太白四星聚于牛、女之间， 常裴回进退。愍帝建兴四年，晋陵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柄口皆有龙虎形； 又有将雏鸡雀集其前，皆驱去复还，至于再三；又有鹅三四头，高飞且鸣，周回东 西，昼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会稽剡县陈清又于井中得栈钟，长七寸二分，口径 四寸，其器虽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书十八字，其四字可识，云：“会稽徽命。” 豫章有大樟树，大三十五围，枯死积久，永嘉中，忽更荣茂。景纯并言是元帝中兴 之应。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寇，余姚人伍振筮之，曰：“寇已灭矣。三十八 年，扬州有天子。”至元帝即天位，果三十八年。

那么晋元帝既然是受命于天的中兴之主，那么帮助他创立基业的这一批臣子也就成为了中兴之臣，他们的形象也就需要尽量符合贤臣的形象，这样才能凸显出东晋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所以在记述这一时期对“中兴”有功的名臣时，都要着重突出其品行优良的一面，比如“中兴三明”中的荀闿，其事迹仅仅是附在荀勖传中的寥寥几句，都要强调他上书为齐王冏收葬的忠义故事。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作为中兴首功的王导，其形象更加需要趋于完美也是理所当然的。

王导作为侨士中的第一人享受到了这个待遇，作为南士首望的顾荣自然也是如此。在《晋书》顾荣、陈敏、华谭等人的传记中，都将顾荣接受陈敏官爵一事描述成“伪从之”，尤其是《晋书·顾荣传》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笼统叙述，意图起到模糊事实的效果。但《三国志·吴书·贺循传》和《晋书·贺循传》中都指出除了贺循和朱诞外“江东豪右无不受敏爵位”，而且只要仔细对照陈敏起事前后顾荣的事迹不难看出起初其与陈敏确为合作关系，只不过由于陈敏本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晋室南渡后的政治影响，导致以顾荣为首的江东豪右迅速抛弃了陈敏倒向了司马睿，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此前我的回答:

总之，在“受命中兴”这一意识形态下，东晋在国史的记录中对于协助晋元帝创业的一批名臣的形象均进行一定程度的塑造，王导作为在东晋建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对于他的美化和回护起到的是稳定政权维护统治基础的需求。

二、《陶侃传》的历史面貌

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唐修《晋书》是对前代史料的编撰和总结，两晋南北朝时各家撰写的晋史一共有三十一部，加上未撰成者以及一些晋故事、旧事、注释、资料等一共有四十七部史书，还有大量割据政权撰写的国史，并且《晋书》在编写的过程中还大量引用了传主所作的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制图六体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 270 余篇。可见《晋书》对于两晋时期史料的收录和保存是比较完善的。

关于《陶侃传》中折翼之梦的故事，赵翼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人，宋代的苏轼、刘羲仲、朱熹、吴澥等人都对这件事表达了反对，清代的史学界除了赵翼外，王鸣盛、王懋竑也都认为陶侃是被诬受冤。

的确，陶侃“折翼”故事在《陶侃传》中出现得极为突兀，与前文的关联也不大，看起来确实很像是编者强加的主观论断，所以也有学者在对史料进行溯源后认为最早记录该故事的王隐《晋书》是有意抹黑陶侃，理由是王隐在庾亮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书作，自然也会收到庾陶之争的影响。

王隐《晋书》已散佚，清人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尚有部分收录：

侃少渔于雷泽，梦背上生八翅，飞入天门。见门非常，欲入，不敢入而下。侃后都督八州诸军事。——王隐《晋书·陶侃传》

同书收录的《晋中兴书》中也有这一记载：

陶侃少渔雷泽，梦生八翼，飞至天门而不入。相者师珪曰: “君位当上公，为八州都督。——何法盛《晋中兴书》（注：有说《晋中兴书》原作者为郗绍，何法盛窃之。）

不难看出，王隐《晋书》中的记载与唐修《晋书》的版本实际是存在较大差异的，除了在主角的行为和心理的描述上有一定区别之外，最重要的是王隐版的故事中陶侃“梦生八翼”是与其最终成为八州都督对应的，更不包含陶侃有所谓“窥窬之志”的记载，由此来看，王隐《晋书》中记载的仍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传统祥瑞之梦的故事。

那么唐修《晋书》的版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考史》中引用了北宋陈瓘“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的评价。可惜的是，杜延业所著《晋春秋略》已散佚，现存的条目是汤球根据唐修《晋书》所补的，已经无法用于考据了。

现存的与唐修《晋书》的故事版本最接近的则是刘宋刘敬叔所著的志怪小说集《异苑》了，当然，该书的原文业已散佚，现存版本为宋代底本加后世缉补而成，但《四库全书总要》认为此书“核其大致，尚为完整。”应有一定可信度。

陶侃梦生八翼，飞翔冲天。见天门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门不得进。以翼搏天，阍者以杖击之，因堕地，折其左翼。惊寤，左腋犹痛。其后都督八州，威果震主，潜有窥拟之志，每忆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这个版本与唐修《晋书》就相差无几了，并且《陶侃传》中所引用的志怪故事还不止这一条：

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裛，"公"字愈明。——《晋书·陶侃传》

陶侃左手有文直达中指，上横节便止。有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若彻于上，位在无极。”侃以针挑令彻，血流弹壁，乃作公字。又取纸裹，公迹愈明。——《异苑·卷四》

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以君长者，故来相报。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处，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异苑·卷五》

可见《陶侃传》中的内容可能为《异苑》中的三个故事拼凑而成。刘知己在《史通》中也曾指出《三十国春秋》中“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的故事就源自《异苑》，而唐修《晋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三十国春秋》的内容，造成了《晋书》间接引用了《异苑》中的故事这一结果。恰巧，陶侃的“折翼”故事也符合这样一个脉络，前文中提到的杜延业《晋春秋略》正是在《三十国春秋》的基础上删改而来，据此基本可以认定唐修《晋书》中这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即是《异苑》。

而《异苑》与王隐《晋书》中的记载存在较大的差异，刘敬叔与王隐生活的年代也相隔百年，这个故事的演化代表的可能正是这个时代的意志。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陶侃确有“窥窬之志”，但是陶侃与东晋政府的关系是颇有些微妙的，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曾经写到过东晋实际上是建立在与西晋的斗争之上的，没看过的可以参考这个回答：

在这一阶段，陶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陶侃在母丧期满后出任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又经由华秩的举荐担任扬武将军驻守夏口，在这一时期，陶侃实际上也是原西晋政府在江东地区任命的地方官员。

在晋元帝司马睿剪除西晋方镇的过程中，陶侃放弃华秩倒向了司马睿，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仍然不属于东晋政府“自己人”的身份，所以杜弢向东晋投降后，陶侃依然对其穷追猛打，我认为这也具有一定的投名状属性。

之后，晋愍帝司马邺派遣第五猗前往荆州担任刺史，而荆州地区拥戴第五猗的人中就有陶侃原来的部将郑攀和马俊，可见陶侃阵营中心向西晋朝廷之人应当也不在少数。

所以陶侃实际上是一个在身份上与东晋非常疏离的角色，始终无法得到朝廷的信任，这与他后来“不预顾命为恨”、“疆场外将，不敢越局”以及“欲起兵废导”等行迹不无干系。

另外，荆扬之争始终是东晋南朝一个难以解决的大患，在陶侃坐镇上游之前就已经爆发过王敦之乱，而陶侃以一个非“纯臣”的身份继续出镇荆州，给东晋中央政府带来的威胁的恐惧是难以避免的，而对于生活在刘宋的刘敬叔来说，他的体验可能要来得更加深入，因为在陶侃之后尚有庾王之争、桓温行废立、殷仲堪杨佺期之乱、桓玄建楚，都代表了荆州及上游地区对国都的威胁，自刘裕执政到刘敬叔去世的宋明帝年间，还有刘毅、司马休之、谢晦、刘义宣等人据荆州叛乱。所以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刘敬叔而言，主政荆州者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是一整个时代的历史认识和记忆，兼之陶侃的非“纯臣”行迹，最终演变为了《异苑》中陶侃的“窥窬之志”。

而引用这个故事的《三十国春秋》抑或唐修《晋书》，仅仅是因为审择不严吗，我认为也并非如此，因为《异苑》中还有两个关于陶侃的志异故事却没有被收录：

侃家童千余人，尝得胡奴，不喜言，尝默坐。侃一日出郊，奴执鞭以随，胡僧见而惊礼，云此海山使者也。侃异之，至夜失奴所在。——《异苑·卷五》

陶侃字士行，微时遭父艰，有人长九尺，端悦通刺，字不可识，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晋，君有巨相，故来相看。于是脱衣帢，服仙羽，升鹄而腾飏。——《异苑·卷五》

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只是传统援引名人经历的志怪故事，其背后应当也没有什么政治表达，所以我推测，后世史家之所以引用“折翼之梦”的故事，应当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时代记忆和历史认知。

最后，唐修《晋书》中引用了非常多的志怪故事，比如干宝所著《搜神记》在人物传记中被引二十七条，在《五行志》中被引七十条，所以《晋书》也被戏称为“魔法晋书目录”。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六朝时期的统治中心在好巫鬼的江南地区，佛、道等宗教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盛，整个社会对于超自然现象的接受程度的空前的；加之魏晋时期是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初步分野，这一时期的许多史学家本身就是志怪小说的创作者，比如修撰西晋国史的张华著有《博物志》、《晋纪》的作者干宝著有《搜神记》、《地记》的作者任昉著有《述异记》、私撰《齐春秋》的吴均著有《续齐谐记》等等，所以他们在史书的编写中也难免加入神魔志怪的异事，唐修《晋书》对这些内容的记录，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但反映出的是整个时代的思想风潮和社会印记，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

参考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董刚：《晋书》陶侃"折翼"之萝与"窥窬之志"探赜魏斌：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宋鼎立：从《陶侃传》“史臣曰”看《晋书》史论郑华萍：论先唐史书与志怪小说的关系——以《搜神记》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