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数量达5万余件的大批5—11世纪的古代文献重现于世。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文献的内容涉及我国11世纪以前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与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就隋唐五代时期甘肃的语言学来说，敦煌遗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

敦煌文献保存了大量隋唐五代时期音韵学著作。首先是《切韵》和《切韵》系统的韵书。众所周知，《广韵》是在《切韵》系韵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由于《广韵》在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为《广韵》蓝本的《切韵》自然也就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宋代以后《广韵》、《集韵》流行，而《切韵》系韵书则流传渐少。至20世纪初，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有古写本《唐韵》残卷一种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各一种（均有残缺）。敦煌遗书发现以后，人们才陆续发现了《切韵》系韵书的写本（少数为刊本）多种，其中有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残本、五代本韵书等。

这些写本或刊本韵书，大多是世无传本的古佚书，这是古代韵书最大的一次发现。这些韵书的发现，不但使我们有可能窥知陆法言《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切韵》的增订情况、唐五代韵书体式的变迁，而且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广韵》和《切韵》的关系。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音义类写本残卷，如《毛诗音》、《礼记音》、《楚辞音》、《文选音》、《庄子集音》、《庄子音义》、玄应《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这些音义书多为魏晋迄晚唐五代佚书，赖敦煌写本才保存了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即使一些世有传本的音义写卷，也以其去古未远，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除了《切韵》系韵书和音义类写卷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三种音韵资料，即汉藏对音资料、别字异文资料、韵文押韵资料。其中，汉藏对音资料，当为吐蕃统治河西以后汉藏文化频繁交流的产物，主要有汉藏对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阿弥陀经》残卷等。

敦煌韵书、音义卷子的发现，以及其他敦煌遗书中蕴含的丰富音韵资料，给中古近代汉语语音（尤其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以很大的推动，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成为20世纪及21世纪初汉语语音研究的主流之一，相关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研究结果表明，当时的口语语音轻唇音开始分化，浊音开始清化，韵母系统简化，入声韵尾弱化，浊上变去已经形成等等，这些演变在近代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些结论主要是在分析敦煌文献中蕴含的音韵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敦煌文献音韵资料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北，有时是河西走廊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基础，也是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史的基础。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其中以白话为主体的曲子词、变文、王梵志诗，以及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更是近代汉语语料的渊薮。就以曲子词而论，学界的研究证明它们是形成于西北地区的作品。

这些歌词，使用敦煌的方言俗语，叶押敦煌方音韵脚，歌咏敦煌的人和事，抒发敦煌人的思想感情，表达敦煌人的喜怒哀乐，具有十分浓郁的敦煌地方特色。所以，这些对于推究古今汉语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源流，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这些文献的发现，为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一批失传已久的古代字书抄本，大致可分为五类：1.童蒙诵习的识字书，主要有周兴嗣《千字文》、马仁寿《开蒙要训》、佚名《新合六字千文》、《百家姓》。2.解释音义的字典，有顾野王的《玉篇》。3.要用杂字的字书，如《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4.刊正字体的字样书，如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郎知年《正名要录》、佚名《时要字样》、《碎金》。除《千字文》外均别无传本。

这些字书，大体可分为两类，《千字文》等童蒙识字读物为一类，其不同写本中的异文很多，可供校勘和研究文字学的参考。另一类为字样书，主要是辨别字形及同音字，其中收载唐代前后的异体俗字甚富，对字形的辨别也很细致，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最先得到收录（如《正名要录》收录的怜、床、粮、断等简体字），一些后人不甚了解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一些大型辞书解释有误的汉字在这些字书中却有正确的辨析，参考价值极大。

除上列字书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不少摘录疑难字的卷子，如《诸杂难字》、《诸杂字一本》、《杂字一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难字（拟）》等。这些卷子所抄虽多为僧徒阅读佛经时随手摘录的疑难字，但也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敦煌文献提供了丰富的隋唐五代时期的汉字字形资料，这一时期，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也是汉字字形最为纷杂的时期。敦煌卷子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不但魏晋六朝以前的俗字异体在它上面留下了痕迹，宋元以后的俗书简体也在它上面露出了端倪。

所以，敦煌卷子作为唐代前后流行的各种字体积存的大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近代汉字字形资料，不但从客观上为近代汉字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现代汉字的整理和规范，为大型字典的编纂，为古籍的整理和校勘，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实证材料。

敦煌文书大部分是写本时代的产物，文字不规范，特别是俗文学作品、世俗文书当中，有大量的俗字，给这些资料的使用带来了诸多不便，不弄懂字义，有时对文本的理解会谬以千里。因此，考释俗语词，是敦煌语言文字方面的学者一直努力从事的工作。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集中阐释变文词义的著作。近年，张涌泉先后出版了《汉语俗字研究》和《敦煌俗字研究》，对俗字的考释，贡献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