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是常规的历史著作，它有太多的个人色彩，文中常见“太史公曰”，作者总是习惯于这样进入文本，与人物以及读者对话。它无门无派，试图博采众长，但这远不如倒向一个派别容易青史留名，被埋没的风险极大。它许多的历史细节都无从考证或者经不起考证，着实为“一家之言”。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称为“史家之绝唱”，一部被天下读书人视为可以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史学作品。

究竟是为何？《太史公自序》一文或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虽为司马迁文末的后序，但它通常被视为《史记》的入门级文字。

《史记》的诞生背后，首先是司马迁对于其父司马谈思想性格的扬弃。《太史公自序》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先秦六大家都进行了精辟的评论，大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尤其重点批判了儒家，流露出更推崇道家的倾向。这样的一种姿态，基本继承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引述如下：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

我们可以在司马迁的作品中体会到，他并不愿意成为某个学派的拥趸，同样对儒家保有明显的批判性。这一点应该源于司马谈。但是，与其父“习道论于黄子”的黄老背景以及倾向黄老之学不大一样，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引用孔子言论的力度，以及对孔子及其儒学弟子记叙的丰满程度，都是老子及其弟子所不能比的。也就是说，司马迁从儒家吸收的营养可能是要更高于道家的。

从性格气质来说，司马谈因为汉武帝未允许他参加封禅活动郁郁而终，他对于命运的抗争精神似乎少了一点。即《太史公自序》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在司马迁身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显然要更浓烈一些。

司马谈把希望寄托在司马迁身上，而司马迁也勇敢接受了这一使命。即“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

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对司马迁渺茫的寄托。司马氏家族在周时期世代为史官，但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已经失去这一传承，从军的、当游侠的、称王的兼有之，直到司马谈这一辈才重新拾起祖宗的事业。

即“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自序》）

而且，司马谈还为司马迁预设了上追周公、孔子的高标准，要求司马迁继承六艺，很难想象现在某个群体或者家庭会重新继承先人的志愿，并且要求达到先人的高度，这似乎是天方夜谭的。

现在来看，司马谈似乎具有卓越的识人才华，所托皆已成功。但这并非偶然。我们恐怕不能随意说司马迁的天赋，毕竟司马氏的史官世家的传统已经断了。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司马迁所耗费的精力，尤其是他对于《春秋》的研究是细致入微的。

汉武帝时期，国力已经有比较大的积累，加上积极对外进行军事行动，威势达汉兴以来之最。这是公认的。但也出现了中央集权被削弱，地方豪强富商势力兴起，以及文化上的儒道之争等问题。但这属于其次，且被汉武帝一系列的强力措施所掌控。由之而来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这样的一部史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在如此盛世中，又如何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准？而且，司马迁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也是需要有政治上的敏感的，因为司马谈因汉武帝而郁结，后来《史记》常被人当指责为报复汉武帝之作。

于是乎，上大夫壶遂与司马迁展开了一场对话，或者说辩论。据悉，壶遂“通晓律令，韩安国仕梁时见其贤，推荐入仕”，深受汉武帝喜欢，一度拟任为相，只是提前病卒。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壶遂问司马迁，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司马迁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先是引用了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同时据说是他老师董仲舒的一段回答。董仲舒的回答是：孔子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采用著史的方式，讽刺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乱臣贼子，借此宣扬王道。司马迁还引用孔子的话作为补充，孔子认为著史更有利于阐述道理。

这和最经典的孟子的诠释基本是一致的。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但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还没有特别强调或者明确的是，孟子提出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论断，也就是说对于后世统治者的威慑。

相较而言，司马迁进一步把《春秋》放到六艺之中进行阐述，指出春秋与其他五艺的不同价值，即“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更具有整体的视野。

而且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孟子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春秋》对于后世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现象的鞭挞。他甚至诅咒称“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可见一斑。

为此，他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可以说，司马迁一定程度上拔高了《春秋》的地位。

壶遂听了司马迁的回答，想必是难以反驳的。所以，他的下一个提问更具锋芒，而且显然是在试探司马迁的作史动机。他的提问是：当今已非孔子所在的春秋乱世，相反是一个空前盛世，所论为何，又明何？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太史公自序》）

对此，司马迁先说了两个对“唯唯”，两个不对“否否”，说明了壶遂所问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这段回答更像是司马迁面对追问的偶得妙思，而不是如前者一般长篇大论，研究充分。

司马迁指出盛世著史的普遍性，并举例说明伏羲、尧舜、汤武时期均有此传统，此外将《春秋》“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尽管它并不是《春秋》给我们最直接凸显的印象。具体来说，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成就，但他认为还可以继续发扬这一时期的成就，恩泽更多的人。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对于《春秋》的扬弃。司马迁认为可以不受《春秋》特色历史背景的束缚，强化史书的褒扬色彩，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成就都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这一点在《史记》是充分呈现的。

但是，此时的司马迁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姿态，似乎还差点什么。因为从《史记》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是在充分肯定汉武帝时期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了《春秋》的“刺讥”精神的。某种程度上，批判更加有力。这与司马迁在此时所言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此前司马迁对于司马谈、《春秋》有了两重的扬弃，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过去人生、生命的扬弃。如果没有这一点，前者可能均为夸夸其谈之言，难以创造《史记》之魂魄。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从事这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的过程中，遭遇了“李陵之祸”，感叹“身毁不用”。于是，他总结认为凡历史巨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又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李陵之祸”彻底断绝了司马迁可能从事其他事业的幻想，以及政治前途，毁掉了司马迁的“社交圈”，无可避免将他彻底边缘化。除著史之外，难以扭转人生。

但就像鲁迅所说，家道中落才看见世间的真相。正是有这次突然的危机，司马迁可能才能看清历史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真相。司马迁此前认为《春秋》的价值是“六艺”之中最为独特的，所以，他可以进一步充分吸收其特有的“刺讥”精神，没有成为为盛世涂脂抹粉之辈，而是进一步发出追问，总结教训，写人所不写和不敢写，才能铸就了一个文化思想的汪洋大海。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司马迁的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举出反面案例，比如老子作《道德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看不出老子的郁结情绪。而且严格来说，《诗》《书》《周易》《春秋》《离骚》《国语》……这些作品的真正作者恐怕还是不清楚的，更遑论与作者的真实关系。可以说，司马迁为人生寻求意义以及合理性，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的”，但他仍然是最猛烈的文学战士。司马迁的动力源泉其实也并不牢靠，但他发出了历史的最强音。毛主席虽然高呼“人民万岁”，但他心心念念其实是改造和教育人民。或许就像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不需要一切都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