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一些思考，以其发展历程为例-米儿火

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前言：

早在20世纪60年代，外国学者们掀起了一股“新文化史”的史学研究思潮，在中国史学界更多地被称做“社会文化史”。伴随着这股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一些史学研究者于2O世纪末开始进行历史记忆研究，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一股“清新”风气。

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性研究呈现出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多个固定的范畴，而在历史记忆的理论探讨方面，除“翻译”之外，本土化的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要推动中国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次回顾，以使后人对其成就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若不作一次正确的学术检讨，将无益于中国史学的深入与发展，更无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上的重复性。

基于这一现状，本文将立足于学术界现有的有关认知，并借鉴我国近期的研究进展，引入并反思中国学者关于“历史记忆”的实证性与理论性研究，并对中国学者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力图考察“历史记忆”在中国逐步走向本土的进程。

一、新文化史在中国的兴起

“新文化史”是一种新的史学思潮，它从法国开始，逐步向德、美扩散，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欧美学者中迅速崛起，并对整个世界的史学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把新文化史学划分为七个范畴，而“社会记忆史学”就是这七个范畴中的一项。①法国历史学家无疑是把“回忆”作为一种历史的客体来看待的杰出的功臣。记忆问题在法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它是由一战中人类所经历的伤痛回忆所引起的，也是由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首先提出的。

然而，关于“记忆”这一问题，在当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国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关于“记忆”的学术研究，1911年《教育杂志》就提出了“记忆和被遗忘的心态”这一概念，并对其性质和与之有关的问题作了简要介绍。②

这一时期，“记忆”主要是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的，这也是记忆研究的最初领域，从那以后，这一领域的论文越来越多，但仍仅限于心理学和教育学。在中国本土化的知识演进过程中，“记忆”的研究还未进入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也未被历史学科重视，更谈不上什么“历史记忆”。

法国是把“回忆”和“历史”相联系的开创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把“集体记忆”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来关注，于是法国的“回忆史”开始蓬勃发展。

在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等人牵头撰写的《记忆场所》一书，它被誉为“对集体记忆历史的一次大检阅”。③《记忆场所》对法国记忆历史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对记忆历史的形成，对记忆历史的使用，以及对历史资料的选择，都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正如沈坚所言，《记忆场所》一书是伴随着“记忆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理论特征的，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④然而，由于这本书太长，中国的翻译还没有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历史研究在1970年代发生了「语言转向」，1980年代发生了「记忆转向」（这两个都是热门话题）。欧美学者对“史记”的兴盛，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1980年代，中国台湾学界首先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应对西方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

台湾这一批新一代的学者，大多具有欧美留学的知识基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之后，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50年以法文发表了一本关于“集体记忆”的书《集体记忆》，并于1980年被美国学者道格拉斯以英文译本在纽约发表。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台湾的“史学界”中掀起波澜。相反，“历史记忆”这个术语却是由其它领域的学者首先提出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位学者提出了“历史记忆”这个术语，用以探讨“电影艺术”，但这篇论文并不是以“历史记忆”为中心，而是以电影为中心。

在这一点上，大陆的研究和台湾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历史记忆”这个术语的使用也是同时开始的，但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⑦台湾学者在把“记忆”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无疑领先于中国。

1992年，台湾学者朱元鸿在欧美留学和专业背景下，把“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引入到历史领域，并把“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加以应用。但是，他在用“集体记忆”来解释一些关于记忆的问题时，却没有对“集体记忆”作一个清晰的定义。

本文着重论述了“集体记忆”这一外部“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记忆”，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被运用于社会力量的手段。④对于中国的“史学”来说，1993年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同年，台湾出版的《当代》期刊，也就是「群像回忆」专集，就是其中的三篇。

科塞于1992年于芝加哥发表了哈布瓦赫的英文编辑《论集体记忆》，“重新发现”了哈布瓦赫的思想，这一作品在中国的知名度要比《集体记忆》高得多。②《论集体记忆》不是哈布瓦赫原本的作品，而是科塞通过“编辑”，把哈布瓦赫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束语译为英文，写出了这本书。

邱澎生的这一译本，显示出台湾学者适时地注意到欧美的最新学术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回忆研究的开端。哈布瓦赫科塞所著《论集体记忆》一书，使台湾学者对“集体记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拉近与欧美存储史的差距。

《当代》杂志上，也有况森和王明珂的两篇重要论文，都是从哈布瓦赫那里得来的，但重点不同。王沉森在《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一文中，以“哈布瓦赫开创了对群体历史记忆问题的研究”为开头，回顾了其“群体记忆”说受涂尔干先生的“群体记忆”影响。

王凡森也指出，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框架》与《集体记忆》这两本有关集体历史记忆的书籍，在整个西方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涌现出无数与之有关的论著，其核心思想是：人类的历史记忆是根据个体或群体的兴趣与社会的实际情况而被构建的。

特别地，王沉森借鉴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并结合其自身的学科背景，以“明、清、近现代若干历史事实为例证，阐释历史记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论证了“历史记忆”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并论证了“历史记忆”在历史中的不断添加、修正、擦洗，而这种“修正”或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③

王明珂在其《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亦以涂尔干弟子哈布瓦赫为“集体记忆”学说的奠基人，而王明珂则与王凡森的观点相反，他提出：“记忆乃一种社会性的集体行动，而真实的社会性团体或团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或公司，机构）都具有相应的集体记忆。我们在社会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用来突出某种集体的记忆，来加强每个群体的团结。王明珂对群体记忆的“凝聚”和“认同”功能的认识是十分重视的。

王明珂也提到了王沉森论文中的重要部分，比如记忆的选择、增加和修改，他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集体记忆与历史”的章节，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他论文的主要目的。本文的最终目标，就是以这一理论为依据，来探讨群体记忆和民族身份之间的种种可能性。

二、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

学界在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上不断探索，且形成了几个固定的研究领域。笔者从研究对象上将之归纳为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当然，各方面并非绝对，有时互相牵连，此只能做大致划分。

族群认同的历史记忆研究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王明珂应属最早，他在《当代》杂志上的文章即立意于“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强调集体历史记忆在形成族群上具有的凝聚、认同功能。

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但是关于族群认同是“如何产生，如何维系，以及如何变迁，一直缺乏有力的解释”。

鄂崇荣直接认同了王明珂的理论，提出土族的族源研究应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书面和口头材料，将其视为“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社会记忆，并考虑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情境、文化身份、情感立场等因素”，尤其要探讨社会群体的身份识别与识别机制。

因此，“祖源”记忆既是一个有亲缘关系的社会团体对自己出身的回忆，又是对祖先行为的述说，它有着群体认同的社会意义。

他们以“记忆史”的视角，对中国东南海岸地区流传的“太阳诞”神话及宗教风俗进行了再审视，认为其“蕴涵了地方明遗民对于已经消亡的明朝王朝的缅怀，并以民间的方式寄寓了他们对于明朝鼎革的回忆”。

最终得出：“委曲求全地将特殊的历史记忆寄托于新创造出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虽有失传的风险，但却可以凭借这一似非而是的习俗，避免被毁灭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清朝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段埋藏在读书人心中的特殊回忆，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浮现出来。”

过去的研究没有关注到这一神话与风俗背后所蕴涵的一段与明清更迭的历史记忆。赵世瑜还对《山西大槐树在洪洞的移居神话》进行了考证，这一问题同样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学术界已有多年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历史记忆”的概念，探寻了与之相关的神话与历史，并将“大槐树或乌鸦巢”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了“大槐树或乌鸦巢”的形成与演变，并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揭示了“神话”与“符号”之间的关系。⑤

“历史记忆”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也是一种阐释工具，它可以用来重新审视“传说故事”，从那些看似“虚构”的词语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观点。神话故事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记忆，因而成为人们对其进行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还把对传奇故事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从“史”的角度出发，力图从“史”的角度去探讨“史”的真实性。譬如，就有学者从澎湖七美人的传说入手，试图阐释传说与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联系。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