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必须从各种史料入手。即使相当一部分古代文献在遗传的过程中亡佚，其保存下来的文献也是相当丰富，其数量之多、品类之盛，令人叹为观止。如何有效地整理这些古代文献。使之条理清晰，在古史研究中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这是古代史研究者面临的头等问题。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一本由陈高华和陈智超先生主编的关于中国古代史料情况的介绍性作品，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商至清前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以及后人对他们的整理和汇编，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史料的必备书。陈高华先生是元史专家，曾任元史研究会会长。陈智超先生是历史文献学专家，更是陈垣先生嫡孙，有着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两位大家主编，加之同行学者及各个断代史领域的学者倾注精力，编成此书。

中国史学科有一门相当重要的课程叫做中国史学史，古代史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有重要的共同点，即它们都重视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说明。但也有其不同之处——其一：史料学包含范围的范围更加广泛，凡是可以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都可以作为史料，比如正史、杂史、实录、起居注、文集、碑文、谱牒、地方志、出土文献等等，而史学史则侧重于对正史的研究。其二：史料学大多只做简单的介绍、整理，而史学史则注重说明古代历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嬗变的规律，在史学著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这是史料学所不及的。

本书的编排以各个朝代为线索，详细介绍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作品（如《汉书》《三国志》《隋史》），这是对古代史料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但是某一著作如果是通史体裁的作品（如《史记》《资治通鉴》），涉及多个朝代，则难以归类，介绍地过程中也会造成重复。

篇幅有限，笔者只介绍有代表性的作品：

先秦

《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辑，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契文举例》 写于1904年，是第一部考订甲骨文的专著，作者是孙诒让。作者孙诒让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收录自藏及别家所藏甲骨拓片，1913年初版，收二千二百二十九片，1932年修订再版。由近人，甲骨四堂之一罗振玉编。

《卜辞通纂》甲骨学著作，郭沫若著。

诸多依据考古学成果编撰而成的甲骨文研究作品不再列举。

记注、修史的传统源于周代，东周尤为突出。各诸侯国皆修有本国史。如鲁之《春秋》、晋之《乘》、秦之《记》、楚之《梼杌》……除国修史书外，诗集，诸子也是重要史料。列举如下：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包括上古先王的诰、谟、誓、命、典，常被诸多典籍引用，如“书曰”如何如何。此外，伏生所言《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著《古文尚书》皆流失。东晋梅赜所上伪古文尚书。目前的版本主要依据梅赜所上之书，并整理摘抄了其他典籍所引用《尚书》部分。

《逸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又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为《汲冢周书》。作品中内容主要记载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到景王年间的时事。旧说《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

《诗经》 ，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之流传：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齐、鲁、韩三家，分别出自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经（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观与意识型态大为迥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五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兵变和军事冲突，譬如，《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透过听起来道德高尚的禅让来传位，而《竹书纪年》却记载舜和禹都是透过政变这样更符合现实逻辑的方式夺取王位。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竹书纪年》，经五代战乱散佚，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纪年》之目。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蒐辑的成果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水经注》、《史记》三家注等古籍所引《纪年》文与今本颇有异同，

《世本》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司马迁的《史记》、韦昭《国语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林宝《元和姓纂》和郑樵的《通志》都曾引用和参考书中内容。南朝时，《世本》已缺《谥法》一篇，到唐朝又有更多篇目散佚，直至南宋末年全部丢失。后世的学者们根据其他书籍所引内容进行辑补，共分为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59年将辑本集合而印成《世本八种》。

《春秋》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朝廷大事亦多在此两季举行，因此“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俱已不传。传之唯《鲁春秋》，《春秋》遂成其专名，即《春秋经》。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持此说法者虽众，存疑者亦众，亦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首先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梼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由汉朝刘向编订。为国别体，全书按东周国、西周国、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三十三卷，约十二万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言行，更包括了不少纵横家的政治策略与辩论技巧，也可说是合纵与连横的实战演习手册。本书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

《仪礼》殷商、周朝时有名目繁多的典礼，素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称，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礼》已不传，只有高堂生能背诵，汉代只剩《仪礼》17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仪礼》17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丧服》一篇其下又有“传”，相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汉代初只称为《礼》，为礼的经，又称“士礼”。礼学家彭林先生分析说：“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之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

《周礼》《周礼》又称《周官》，先秦典籍不见征引，全书的定型是在战国时期，从书名来看应该是记载周代官制的书籍，但内容却与周代官制不符，可能是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百官职守。相传为周公所作。汉初无此书，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以重金购得《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深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汉代原称《周官》，西汉刘歆始称《周礼》，王莽时，《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内容被公开，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贾逵、马融、郑玄等竞相研习，郑玄为之作注，郑兴作《周官解诂》。《周礼》一书称得上善本又通行易得的版本是阮元《十三经注疏》中的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周礼注疏》和清孙诒让《周礼正义》。

《周礼》通过介绍周代的官制，描绘出古代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总构思，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书籍。有学者在整理西周金文职官资料时，发现西周金文中的职官有许多与《周礼》所记相合。要想了解西周金文中的职官，“无法脱离《周礼》一书”。周礼所体现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本源，包括器用、衣冠、官制、军制、田制、税制、礼制等国家政治制度。

《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解说《礼经》和“礼学”的文集。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传，数量颇多，大多无法确知作者的姓名身份，所以《汉书·艺文志》泛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汉代的儒者选录这些“《礼》之记文”，编辑成书，作为教授《仪礼》的参考。汉代授礼学者，自后苍起分三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庆普《庆普礼记》四十九篇，其中《庆普礼》不传，《大戴礼》残缺，而以《小戴礼》最为通行，一般所称的《礼记》通常就是指《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解说《礼经》和“礼学”的文集。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传，数量颇多，大多无法确知作者的姓名身份，所以《汉书·艺文志》泛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汉代的儒者选录这些“《礼》之记文”，编辑成书，作为教授《仪礼》的参考。西汉时期，礼经博士戴德选录85篇编辑成书，即为《大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其侄子戴圣编辑的《小戴礼记》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山海经》《山海经》记载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长期被认为是一部志怪之书]，有人认定本书所记之事，荒诞不经不可轻信，但也有人肯定其价值，用以考证奇物异俗，山川形势。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的探勘纪录，其中包括一些远古氏族谱系，祭祀神名，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存争议。

《山海经》本有图画，其文字可能就是依图画内容而叙述出来。不过，古图已亡佚不存，南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十卷本二百四十二幅《山海经图》也没有流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山海经图本，来自于明朝的胡文焕本、蒋应镐本这两种。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周穆王巡游事。西晋时出土，经当时人整理分为五卷，今本将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并入，共六卷。《穆天子传》是《汲冢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种。

《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墨子的著作，共五十三篇传世于今。

《晏子春秋》是记载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丞相晏婴言行活动的一部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由墨家学徒将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的。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传记类圣贤、名人之属。书中纪载了许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任用贤能、虚心纳谏、以及爱护百姓的事例。西汉的刘向对其加以过整理，共8卷215章，分为内篇6卷和外篇2卷。清末的苏舆、张纯一分别著有《晏子春秋校注》，现代吴则虞著有《晏子春秋集释》。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先秦时期的古籍，相传为春秋末期思想家老子所著。《老子》为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性经典，亦是道教尊奉的经典。

《庄子》一般认为是集合了庄子及其后学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书分内、外、杂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流传版本，今已失传。目前所传《庄子》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篇、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本归于老子”。然而就《庄子》书中寓言、义理及〈天下篇〉对老子思想所评述，老子与庄子思想架构有别，关怀亦不相同，所谓“道家”思想体系与《庄子》书，实经过长期交融激荡，经汉代学者整理相关材料，方才编定。

《文子》又称作《通玄经》，相传是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中国古代的书籍，有多种内容略有差异的版本，真伪难考。

《论语》自战国前期成书问世，因秦始皇下令“焚书”几近湮灭不传。到西汉初年废焚书令，朝廷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号召百姓献书。鲁人和齐人各有师资传习，形成不同的《论语》“师法”。鲁人传授〈鲁论〉20篇；齐人传授〈齐论〉22篇，多“问王”、“知道”二篇；另有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发现〈古论〉21篇，从尧曰篇“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起分立出“从政”篇。西汉末年，汉成帝帝师张禹先后学鲁、齐论语，合二学为一，篇题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去“问王”、“知道”二篇，号《张侯论》；西元二世纪中期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古论〉，作《论语注》，定下《论语》今本，〈齐论〉、〈古论〉不久亡佚。不到百年后，三国时期何晏等人把郑玄本及其反对派的观点编成了《论语集解》。南北朝时代，皇侃受佛教影响编成《论语义疏》。宋代理学兴起后，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成为《论语》义理阐释的典范。今本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约1万2千字

《孟子》是一本记述孟子思想与言行的儒家经书，作者为孟子及其再传弟子完成于战国时代中后期，属于《十三经》之一。该书详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注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等。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

《荀子》战国时荀况撰，二十卷，今存三十二篇。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儒家类。全书共三十二篇，今存《劝学篇》、《修身篇》及《成相篇》、《赋篇》等三十二篇。

《孙子兵法》即《孙子》，又称作《武经》、《兵经》、《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期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管子》以中国春秋时代政治家、哲学家管仲命名，其中也记载了管仲死后的事情，并非管仲所著，但仍被认为可以体现管仲的主要思想。文章大概出自深受管仲影响的稷下学派之手。汉朝学者刘向约于公元前26年为《管子》进行编辑。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法家类。

《法经》最早提到李悝有着《法经》的文献是陈群、刘劭所著的《魏律序》，后录于《晋书·刑法志》，记有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先于《盗》《贼》”。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它的指导思想和相关内容。

《商君书》又称《商子》，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在《汉书》中录有二十九篇，但现在仅存二十四篇（另有两篇有目无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保留了商鞅法家思想遗著，并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韩非子》与司马迁都曾提到过这部书。

《韩非子》又称《韩子》，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代表思想家人物韩非的论著，为法家集大成的思想作品，为韩子对社会各种领域的思维，有系统的对政治策略立场主张的阐发，全面性政策设计表述和深度的对统治技术探究，内容充满批判与汲取先秦诸子多派的观点，因韩非就学于儒家的荀子，又推究老子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道德经》加以论注的思想著作。在政治上，《韩非子》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专制主义理论。目的为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知当时秦始皇的重视。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中国先秦战国末期的一部政治理论散文的汇编，共26卷，160篇，完成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为秦国相国吕不韦主持，召集门客各派学者编纂而成。《吕氏春秋》内容涉及甚广，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收儒、名、法、墨、农和阴阳各先秦诸子百家言论，是杂家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类书的起源。

《楚辞》西汉时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并命名为《楚辞》，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还包括这部诗集以外的其他的楚地作品，在西汉初期曾是对有楚地特色的作品的泛称。

《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原为《大戴礼记》中的第47篇

《甘石星经》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已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天文学专著和关于天文的观测记录用以君王星占之用。其中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取名为《甘石星经》；原著已散佚，现只能在同期之相关史籍中零碎抄录，如《开元占经》中

另有诸多文集、词赋，不再举例。

近代以来，出土了相当多的先秦时期考古资料，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