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七卷。西汉刘向撰,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撰者事迹参见“《世本》”条)

刘向撰《列女传》目的是针砭时弊。据他自叙说:“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当时汉成帝宠信赵飞燕姐妹,荒废国事。刘向便收集古代贤妃贞妇的事迹,作《列女传》以戒天子。

现存的七卷本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类,每类十五人,其中《母仪篇》已佚一传,但《周室三母传》一传三人,《有虞二妃传》一传二人,合计共记一百零七人。记载的时限,上起虞舜时代,下迄西汉。

刘向在《列女传》中提倡妇女应作贤妻良母,遵循封建伦理道德。原书有解释全书宗旨的颂义大序已佚,只有各篇小序散见于目录中间。如《母仪篇序》:“惟若母仪,贤圣有制。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说明母教对于成就君王事业的重要性,做母亲的不可不效法。

《列女传》的体例很值得重视。在《史记》中,人物传记的形式已发展完善,而《列女传》是作为一种独立传记而出现的,有别于《史记》的人物传。

《列女传》的体例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将古代有事迹可传的妇女“以类相从”,编集在一起。

《列女传》作为一部最早的妇女传记,有一定的影响和价值。首先它说明即使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低下。妇女不论后妃或民女,凡有事迹可传的,都录进史书之中,并认为妇女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次《列女传》对后人有教育作用,其中《贞慎篇》中《蔡人之妻传》、《节义篇》中的《齐义继母传》记载了两位行为品格高尚的妇女;《辩通篇》中所传的妇女,都具有特别才能,她们的事迹值得后人借鉴。再者《列女传》开创了人物专传的先例,对后代史书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古代为妇女作传的很少。《史记》有不少女性形象,但无专传。《列女传》出现后,范晔在《后汉书》中就专门设立了《列女传》,显然是受刘向之影响。脱离正史,专写人物传记的风气,从此盛行起来,到东汉、三国时更趋于发达,出现了分类传记。如《高僧传》、《畴人传》等。这些著作只属于史学支流,但它丰富了史书体例,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并可从侧面反映社会的某些现象和潮流。

东汉时班昭第一个为《列女传》作注,并续写了二十人的传,把原书七篇分为十四篇,因此《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五卷。东晋时,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绘了图,传播很广。宋朝很重视《列女传》,宋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对班昭的注续重新加以编次,定为八篇,并由王回(深父)作序。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蔡骥将苏颂编定本加以誊抄刊刻,流传很广。明张溥翻刻宋本《列女传》。清道光年间钱塘汪远孙之妻梁端再次为《列女传》作注,汪远孙为此书作序,并由振绮堂重刻。后来从《四部备要》收录的《列女传》就是依据钱塘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