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无论是史学价值还是其文学价值都是有极高成就和典范意义的。

作为史传，司马迁曾经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的《春秋》，担任太史令的时候，上至三代典籍，下至汉代司马相如等人词赋都有阅读涉及，诸子百家著作，春秋秦汉史料，朝廷公文档案，且多对史实地进行实地考察。比如对于韩信母亲墓地，比如魏公子信陵君守护的“夷门”，所以同时代杨雄提出《史记》为“实录”一说，班彪班固同样认为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认为其史料采于《左传》、《国语》，据楚汉列国时事，“其言秦汉，详矣。”（以上出自杨雄的《法言》和班固《汉书》）

中国古代历代著史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因在于记述善事以讲劝，述恶以监诫，至于中间末流小时则应省略，以《春秋》为代表。所以很多东汉学者有着“班马优劣”之论，王充认为班氏父子纪事详赡，然而如范晔晋人张辅认为其述二百年之事用八十万言，而司马迁述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足以实录且明名士之大才，能够亲近《春秋》一字以褒贬。

在唐宋时期，在“以史为鉴”的观念下，对于《史记》的研究尤其是注释达到高潮，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史记》人物选择，史料标准，事纪详实都给予肯定。在著史选择材料上《史记》有典范的意义。

而近代对于司马迁生卒，《史记》取材的具体考证数不胜数，比如陈直的《史记新证》利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汉的瓦当石刻进行了考据。真实性与否不多做评述。

而多数对于《史记》中以人物对话真实性来质疑《史记》的史学性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对于对话的探讨应归属于其文学性。文学性和史学性是兼容而非二元对立的。古人对于《史记》的研究也没有试图将二者分离过。

在史传中首创对话的是《左传》，多有“君子曰”的评述，没有那一部历史著作能够离开人物叙事，人物的言行无非是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段之一，《史记》的体例和叙事受到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影响，它甚至是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叙事是历史和逻辑（也就是叙事体例，叙事结构）相统一的。十二本纪记述朝代兴衰，十表为国与国之间大事，八书为经济天文历法专述，司马迁对于材料的极高驾驭能力是他自身文学素养的体现。

顺便要说明的是《史记》绝对不是近代才开始受到重视，从西汉末期开始，对于《史记》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史学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文学上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不仅在《史传》中论及司马迁和《史记》，在《颂赞》《谐隐》《时序》《才略》数篇里论及，可见《史记》文学地位，唐宋有“三家‘史’”，古文运动中韩愈将其视为古文典范，宋代甚至将《史记》列为科考科目之一，明清评点《史记》成风，前后七子提出“文称左迁”，归有光一生评点《史记》数十次，方苞以《春秋》义法评《史记》阐述古今变异。大概对于《史记》研究的历代梳理充足到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

《史记》在中国美学研究中也有很重要地位，“发愤著书”是孔子“兴观群怨”中“怨”的一个发展，其审美以“真”和“雅”为标准，又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影响后世“风骨论”的产生，对于韩愈“不平则鸣”也有着影响。

而以中国古代作为正统的儒家诗教观来评判《史记》，儒家认为文学最高成就为“文质彬彬”，而史记可以在实录的基础上，兼能叙事生动而传神，“辨洁”“明核”，可以说是“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史记》达到了文质相称的最高成就。

（回想起被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摧残的年代）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