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说，元封元年汉武帝带上一班文武大臣去泰山行封禅大典，太史公司马谈也在其中。但是，到了洛阳，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活活气死了。而此时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见父于河洛之间。司马谈哭着与儿子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我很生气，并说我死了之后你必为太史，不要忘了我想要写一部史书的愿望，然后就卒了。可以肯定，这一段是假话。

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因何事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这就能气死？司马谈气量太小了吧。

司马谈想要写一部史书，他当了三十年太史令不动手写，直到奄奄一息、快要断气的时候才想起给儿子说，要儿子来写，这说得通吗？

司马谈有写一部史书的愿望，他有足够的条件实现这个愿望。第一、他有能力；第二、守着太史馆，他有着最优越的条件；第三、他有充足的时间。汉代实行一作四休工作制，每五天一次朝会，其余时间自由安排。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谈不仅写了，而且已经写了很多，一本巨著即将告成。他的《史记》原著共一百三十篇，包括《范增列传》、《张良列传》、《孝惠本纪》、《项籍世家》、《今上本纪》、《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但是，由于当今皇帝和卫青 还健在，还不能盖棺定论，使得皇帝的本纪和卫青的列传无法完成，也就导致序言无法杀青。这就是《史记》的前世。

再来看看司马迁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史记》这样的一部巨著。为此，我们考察一下他的生平。

司马迁从来不说自己具体的年龄和年份，只笼统地说二十岁时周游南北，回来后“仕为郎中”，奉命“西征“、“南略”。父亲死后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据司马贞援引《博物志》称，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

顺便指出，所谓“西征”、“南略”全是假的。他的资格不够，时间也不合。司马迁这样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

此外，他在所谓的给任安的回信中也透露了一条时间信息，曰：得戴罪辇毂下，二十余岁矣。而这封信写于征和二年。所谓的《答任安书》是司马迁编来为自己辩解的一篇文章，它不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之列，但却始终与《史记》存放在一起。

参考以上各条，可以认定《博物志》是可信的，即元封四年司马迁二十八岁。这就可以确定司马迁生于元光元年，即公元前一三四年。

至此，我们就可以给司马迁的生平开列一张履历表了。

元鼎二年——元鼎三年 游历南北

元鼎三年——元封四年 任郎中，守孝

元封四年——太初元年 任太史令，参与编写太初历

太初元年——天汉二年 任太史令

天汉二年——太始元年 受腐刑，在狱中服刑

太始元年——征和二年 获赦出狱，任中书令

征和二年—— 告病归家，直至死亡

这就是司马迁曲折而短暂的一生，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写成《史记》这样的巨著。现存的《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其中关涉刘家几代人的篇章都被司马迁大面积篡改过。其中最恶劣的是，他居然把《孝惠本纪》、《范增列传》全文砍掉， 把《项籍世家》篡改为《项羽本纪》，把《张良列传》改为《留侯世家》，而另行加入《李将军列传》和《佞幸列传》两篇。这就是《史记》的今生，也是一百三十篇。

《史记》的前世和今生行文风格大不相同。司马谈行文朴实，简练，时间清晰。如：秦昭襄王元年什么事，二年什么事，三年什么事；秦始皇元年什么事，二年什么事，三年什么事。而有汉以来许多事件都不写年份。这说明司马谈有关的篇章被司马迁篡改了。

司马谈是一位正派的、负责任的史学家。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是负责任的。范增是一个典型的儒派人物，他对故国、对故怀王有很深的感情。秦灭楚后很多知识分子都投靠了秦政权，谋取一官半职。而范增宁肯隐居也不为秦政权效力。在秦末的反秦大潮中他不顾七十岁高龄投奔项梁麾下积极参加反秦斗争。他在反秦斗争中和刘项争雄的过程中，是项氏集团中唯一的谋士，一定有不俗的表现，司马谈一定会给他立传。孝惠堂堂正正、中规中矩地做了七年皇帝。他在位期间忠实地执行了高祖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握着朝廷和国家政权，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运转。他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司马谈一定会恭恭敬敬地为他写一篇本纪。

现存《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中，只有《李将军列传》和《佞幸列传》两篇是由司马迁编写的。

司马迁为什么要篡改《史记》呢？这事还得从司马谈之死说起。

元封元年，汉武帝带上一班文武大臣去泰山封禅，到了洛阳司马谈突然暴病而亡。但封禅队伍不能因司马谈的暴亡而停顿下来。朝廷只好给司马谈买一口好棺材把尸体盛敛起来，并派人通知其家属前来迎尸，封禅队伍还得按计划继续前行。

洛阳到长安好几百里，当司马迁赶到洛阳时，尸体已经腐败，臭气很大。司马迁拉着棺材回长安，一路上遇到的都是白眼和呵斥，吃饭、住店都是难事。他很生气，埋怨武帝没有照顾好他们司马家，他恨汉武帝。

谁的爹死了谁来埋，都指望皇帝帮忙，他忙得过来吗？

司马迁守孝三年，如期继承了太史令之职。这说明司马谈跟汉武帝的关系是正常的，没有芥蒂。但是司马迁并不感恩，凭借史官的特殊身份，他有记载君主和大臣言行的特权。记什么，不记什么，怎么记，他有很大的决定权。君主和大臣轻易不肯得罪史官。以此，司马迁时不时的跟武帝顶牛。一个人若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总要别人顺着他，总爱教训别人，那么他迟早一定会栽大跟斗的。

天汉二年，李陵请命带领五千步卒出征匈奴，自称要拿下单于王庭。然而天不从其愿，刚出国境百余里就被匈奴人击败，尚有四百余人逃回。消息传回，武帝立即派人到战场上去调查情况。战场上只找到副将韩延年的尸体，李陵下落不明。武帝又派人到李家了解情况，回报说，李家“无死丧色”。

这一天朝会上，武帝要大臣们分析李陵可能的下落。说法很多，有人说李陵准是被匈奴人俘虏了，有人说他可能逃回家里躲起来了，有人说他可能战死在别处了，也有人根据李陵平时的为人说他准是投降匈奴了。当时，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真凭实据，都是猜测。司马迁以为抓住了武帝和大臣们的错，没有根据就说李陵如何如何。他说，你们这些“全躯保妻子”的家伙，一时找不到李陵就说他的坏话，这是”媒孽其短”，云云。夹枪带棒也把武帝数落一番，羞辱一番。

训斥了满朝大臣，讽刺了皇帝，他心里很痛快。但是大臣们立即反击，指责司马迁诬谩皇帝，大逆不道，要求将其治罪。经廷尉审理，给司马迁判了死罪。司马迁不愿意死，他请求皇帝给他改为宫刑，说是愿意继续为皇帝效劳。其实这意思是想要皇帝赦免他的罪过。但是，皇帝并没有按他的意思办，只是如其所请，给他改为宫刑，于是他就变成了太监。

司马迁被判死刑。如他自己所言，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钱帮他赎罪。这就是一个尖酸的小人的结局，他成了最彻底的孤家寡人。这件事情很滑稽，但并不可笑。朝会上本来是分析李陵的下落，会议的主题没有结论，大臣们却抓了司马迁一个现行，而且很快就有了结果，把他变成了一个太监。而李陵的下落直到一年后才有了确切的结论，他真的投降匈奴去了。他的母亲、妻子知情不报，武帝族其全家。

受了宫刑之后，司马迁被皇帝任命为中书令。他不再嚣张，每天跟在皇帝身边老老实实地做事。后来，李陵投降匈奴的事已经坐实，照说司马迁应该心服口服才是。但是，他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他暗下决心要报复皇帝刘彻，你把我变成了太监，我一定要把你变成一只乌鸦。

司马谈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不爱张扬。他要写一部完美的史书，可是由于客观原因，这部书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尾巴一时不能了结，他一直不肯将之示人。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突然死在洛阳。于是这个秘密就落在了司马迁一个人手里，于是一向极爱虚荣又爱张扬的司马迁便把这部巨著的著作权窃为己有了。作了太史令之后，他时不时地把他从父亲的遗作中读到的故事讲给同僚们听，以显示自己才学渊博，也博得一些称赞。于是，他就更骄傲了。

司马迁要报复汉武帝，他的办法就是把司马谈尚未完成的《今上本纪》加以彻底篡改。现存的《孝武本纪》就是司马迁篡改的结果。谥号“孝武”二字是后人补上去的。

汉武帝是古代中国最优秀的皇帝之一。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他创造了中华民族第一个盛世，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但是，司马迁就是视而不见，毫无道理地抹黑武帝。这还不够，他还把对武帝的仇恨延伸到刘家几代人，他毫无道理地抹黑高祖、孝惠、吕后、直至文、景。他生编硬造出《佞幸列传》，硬要说刘家几代人都喜欢男宠，狠狠地恶心了他们一把，极端无耻！

这里有一个问题，司马迁篡改历史，诋毁、抹黑乃至于羞辱刘家几代人，为什么汉武帝能够容忍他，放过他而不加制止和惩罚，任其流毒后世？

可以肯定，任何人都不会容忍别人毫无根据地侮辱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皇帝更是这样。但是，司马迁使用了两个阴招，他躲过了武帝乃至昭、宣、元、成几代皇帝。

司马迁的第一招是密。他篡改历史，伪造答任安书为自己辩解，都是背着人干的。他不可能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在作中书令期间写贬损皇族及大臣的文章。他篡改《史记》、伪造答任安书的机会只有在征和二年告病归家后的那段时间。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生命无多，时间很紧迫，所以他杜撰的很多故事往往与其父的原文互相矛盾，甚至他自己也互相矛盾。

他的第二招是拖，尽量往后拖久一些才逐步地把《史记》中的文章拿出来传播。他要求他的独生女儿，几十年后当武帝一朝的人全部死光了，才由她的后代将《史记》中无关刘家的文章及总目录拿出来传播。先造成影响，给《史记》和司马迁养出名声之后，再逐渐公布全文。一部《史记》好几百斤重，估计刘向、杨雄这些大才子都没能读到《孝武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这类文章。他们只读到司马谈的一些原著，于是就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到了王莽时期甚至封司马迁为通史子。这时，司马迁篡改过的《史记》才得以传世。

可是，《史记》和司马迁在东汉时期的名声并不好。班固说他是非不分，违背圣人，叙事前后矛盾，毛病颇多。王充、蔡邕甚至指出《史记》是一本谤书。不知为何，到了唐代以后，这本书和司马迁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

司马迁为了一己私仇不惜恶意篡改历史，造成诸多混乱，罪莫大焉。然而现存的《史记》中仍然保存了许多司马谈的原文，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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