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以前我交的一篇课程作业（为了发乎也进行了大幅删减），以《汉书·匈奴传》为例子，分析了班固和司马迁写作手法的差别。

虽然该文达不到专业的水准，但是我想也足矣回答这一问题。当然，里面的很多观点是我的个人浅见，认同与否凭君自判。

记述匈奴的诸史料中，《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传》年代最早、内容最详，历代匈奴研究者无不将其奉为圭臬。内容上，二者高度重合，《汉书·匈奴传》大体因袭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

虽然郑樵称班固此举为：“尽窃迁书，不以为惭”。但班固的因袭是有取舍的，班固对《史记·匈奴列传》有大量删截、增补、倒句等细微改动。

这些细微改动累计形成合力后，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彻底改变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内核精神。

（一）填补内容

1、增补单于、吕后书信

班固增补最长的一段史料，是冒顿单于致吕后的信函。关于这次双方书信往来，《史记》载：

“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关于信的内容，仅用“妄言”二字概括。班固《汉书·匈奴传》则补入更多细节：

“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同一事件，《汉书》洋洋数百字，不但囊括三件信函的内容，而且记载了劝谏人物，争论过程，并收录了民间有关白登之围的一首歌谣。

班固通过增补单于无礼之文辞，展现了匈奴桀骜之态度，又借季布之口，总结匈奴此举“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既强调了匈奴恃强而霸凌弱小、野蛮而不谙礼节的形象，又暗示了汉家统治者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的大度，将一褒一贬体现的淋淋尽致。

另外，文中描述冒顿单于时使用了“陛下”、“赦”、“献马”等词，都在对汉尊匈卑进行暗示。细思彼时汉匈攻防之情形，便知此用词之不合常理。关于为何二者记载事件相同，内容却大相径庭，笔者以为原因在于：

一方面，司马迁距离吕后时代尚不遥远，彼时汉匈关系仍旧紧张，对于冒顿单于如此轻薄的致辞，以及作为一国之母的吕后委曲求全的回函，自然有隐去之必要。所以仅以“妄言”、“复与匈奴和亲”等几字概括。

另一方面，班固距吕后时代已近二百年，匈奴已不如当年之勇，汉朝人对匈奴的畏惧一扫而空。因此，在这种胜利者心态的驱使下，班固与东汉统治者，更能够坦然面对这二百年前的耻辱。

2、增补地名“五原、朔方”

对一次匈奴入掠事件，《史记》载：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

《汉书》载：

“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

《汉书》补入“五原、朔方”，二地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巴彦淖尔地区，是武帝在夺取匈奴的河南地所新置之郡。

司马迁缘何漏记，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迁之疏忽，亦有学者认为，是司马迁对汉武帝劳民伤财的经济、外交措施的无声抗议。但因二郡来源的特殊性，其存在本身对汉朝具有着象征意义，故班固将二郡补入《汉书》，纠错的同时，也表达出强调武帝武功，宣誓汉朝对二郡主权之意。

3、遣返汉使事件的增词

对匈奴且鞋侯单于归遣汉使一事，《史记》载：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

《汉书》载：

“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

因袭司马迁原有15字的基础上，班固在两句话之间插入“恐汉袭之”四字，把新单于归遣汉使的行为归因为惧怕汉朝。前述增补尚属以实论事，而该处增补显然为臆测。

且不论班固何以知晓百余年前单于的心理活动，如果匈奴果真惧怕汉朝，那么扣押汉使的行为本就不会发生，但翻阅史料会发现，就算此次归遣事件之后，匈奴仍有扣押使节之举。

因此，笔者认为班固”恐汉袭之“四字，虽有一定可能性，但更多为其本人的臆测，如此更改之目的，是为了强调汉朝对匈奴的强大威慑力。

（二）删减内容

1、删减“瓯脱之争”的内容

冒顿单于时，发生东胡向匈奴索取“瓯脱”地之事。“瓯脱”即匈奴、东胡交界的荒地，实质为双方缓冲区，东胡索要此地有霸凌试探匈奴之意。关于匈奴众臣对此事的态度，《史记》载：

“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

结果是冒顿单于尽诛言退者，东征尽并东胡之地。《汉书》的记载则是：

“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

将“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改为“予之”，虽精简六字，但却产生以偏概全、误导读者的效果，使匈奴众臣对此事摸棱两可的态度，变成了言之凿凿，让读者误认为匈奴群臣怯懦，意图让地，是冒顿单于力排众议，方才击败了东胡。笔者认为，此处是班固通过删改文字暗贬匈奴的笔法。

2、删减公孙贺出征细节

《史记》载：

“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

《汉书》因袭为：

“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

将“不见匈奴一人”六字删去。虽然保留了出征人员、起止地点等信息，但是删去该六字，仍有掐头去尾之嫌。在不对读《史记》的情况下，仅凭《汉书》，后世读者无法判断，此次出征是汉军进入无人之境，单纯行军了两千里。还是一路势如破竹，接连击败匈奴阻挠后，深入匈奴腹地两千里。

3、删减“葆塞蛮夷”

在匈奴略边的一次记录中，《史记》载：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

《汉书》因袭为：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

删去了“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一句，也就是隐去了此次匈奴入掠的具体对象其实是“葆塞蛮夷”。

葆塞蛮夷，即是内附汉朝的塞外匈奴人，替汉朝防守边境。也就是说，匈奴此次入掠的主要对象并非汉人，反而是置于汉朝统治下的同族。

班固将该句删去，也就模糊了此次匈奴掠夺的对象，仿佛匈奴历次掠边，遭受损失的均是汉民，同时也隐去了边防地带有大量塞外民族替汉朝守边，并与边郡汉民一样遭受了损失的事实。

（三）变更语句

《汉书》在很多细节上，不仅进行了删减，甚至干脆以其它字词代替了司马迁的原文，使得史料意思彻底改变。

1、改“不能至”为“不敢”

《史记》载：

“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汉书》则载：

“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

一方面，改“不能至”为“不敢”完全颠覆了事实。前者为匈奴受到未知因素影响而不能至，这种因素既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后者则完全将原因归结为主观因素。

另一方面，《史记》明确记载，匈奴虽未至，却仍“欲攻受降城”，后因“会单于病死”才作罢。《汉书》则抹去匈奴计划攻城一事，直接记录单于“其冬病死”，使得该段很容易产生歧义，让后世读者以为单于“不敢”“遮蔽之”，冬天就逝去了。

事实却是单于直到去世前，仍在谋划对汉朝受降城的袭击。通过一改一删，让一段本来记录汉匈双方你来我往、激烈交锋的过程，变成了汉朝凭强悍的实力逼退匈奴的过程。

2、改“天子”为“王”

《史记》载：

“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

《汉书》因袭为：

“破逐襄王，而立子带为王”，改“天子”为“王”

“破逐周襄王”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现实，班固如实记录。但班固显然对戎狄立天子的描写不甚认可，天子在汉时仍是皇帝的代称之一，董仲舒所改良的儒学思想，也宣扬了天人理论，认为天子受命于天，统御万民。

将被戎狄改立的周王亦称“天子”，在班固看来有着危险的影射含义，戎狄可对应匈奴，天子对应汉朝皇帝。称戎狄改立之周王为“天子”，这种说辞在班固看来自然是危险的。

彼时的政治环境也对此高度敏感，距班固时代不久的两汉之交，赤眉、绿林等皆曾扶殖汉室宗亲为帝，实则刘玄、刘盆子皆为傀儡。因此，不管是天子被“立”，还是戎狄“破逐”受命于天的王，二者都触犯了东汉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也都与汉儒的天人思想不符。

班固改写《史记·匈奴列传》之促因

（一）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动

在司马迁时代，汉朝刚刚转变了对匈政策，开始频繁北击匈奴。虽然军事行动产生了理想的效果，使匈奴“幕南无王庭”，但为维持高昂的战争成本而推行的“均输”、“平淮”、“算缗”“告缗”等政策，也拖累了经济民生，激化了社会矛盾，举国上下对武帝政策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武帝死后仅六年，霍光便召集地方贤良文学来到长安，与桑弘羊展开论战，大肆抨击武帝时代的经济、外交政策，此次会议的召开正是举国不满武帝政策已久的体现。

此外，匈奴在武帝晚年颇有卷土重来之趋势，先后击败李陵、李广利等人，再次开始入掠边郡，武帝的对匈政策耗费巨大却无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更加重了举国的不满。

司马迁也是质疑武帝政策的一员，这在《史记》的文字中亦有表现。提出汉匈同源，并将匈奴视作与汉平等之一国，还通过中行说之口，为匈奴收继婚等习俗进行辩护，暗示统治者应当尊重对手，对匈和睦。

班超所处时代的汉匈关系全然不同。武帝以后，汉朝在军事上继续对匈奴进行频繁打击；在政治上联合乌孙、月氏等西域国家围堵匈奴。经年累月，匈奴失去了幕南大部分牧场，被汉朝切断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加之草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使匈奴本就脆弱游牧经济的雪上加霜，人畜大量死伤。经济上混乱、军事上失利，又致使政治上频繁内讧，甚至出现内战。

一旦内战，便有一方力量引汉为强援，帮助自己击败对手。接连不断的动荡中，不但匈奴自身力量大幅削弱，而且对汉朝更加依附，到了班固时期，匈奴已然日薄西山。班固更是跟随大将军窦宪亲身参与过永元年间的对匈作战，亲赴漠北，见证汉军取得大捷，在燕然山亲自撰写了石铭。

面对依然丧失了还手之力的匈奴，汉朝人曾经的敬畏之心一扫而空，意气风发的自豪感取而代之。就这样，武帝时代的对匈强硬政策，终于得到了后世认可，司马迁、贤良文学等发出的反对之声，也就失去了其社会土壤。这一变化体现在《汉书》中，就表现为尊汉崇儒，蔑视匈奴。

（二）司马迁与班固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

在司马迁早年，先秦遗风的余波仍在发挥着作用，思想领域处于较为宽松活跃的状态，汉朝统治者也长期奉行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司马迁在此种社会氛围下成人，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元光元年，武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宣扬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思想，公开层面不再认可法、道等理念。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在一段时间内还发挥着影响，信奉百家思想之人还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司马迁便是其一。

司马迁对儒家学说并未产生死心塌地，奉若至宝的信念。因此，不以汉儒之准为准的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表达出诸多带有忤逆色彩的内容，还能在社会层面收获广泛认同。

到了班固时代，儒术独尊已久，甚至儒家内部演变出了今文经、古文经两大派系，两大派系又各自衍生出支派，彼此争论不休，不管是王莽还是光武帝，都要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执政的合理依据，光武帝本人甚至深深陷入对“谶纬”的迷信当中。

因此，班固不再将匈奴视为与汉平等之一国，而是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之态度看待匈奴，同时又以夷夏之别鄙夷匈奴人的习俗，不再将匈奴地位与天朝等同。而儒家所宣扬的道德理念、封建纲常，已被东汉士人标榜为身份文明之象征，世家大族们不但世代把持着政治，也通过研经治书，广收门徒，演化为一个个标榜礼法的学阀门派。

“收继婚”、“披发左衽”等草原民族特有之风俗，在这一时代也就不再被正统自居的东汉社会所理解和包容看待了。于是，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明确评价匈奴：“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人面兽心”之评价，与发饰、衣着、习俗等挂钩在了一起。

（三）司马迁与班固二人之个人因素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其祖先早在西周便于王室任史官，其父司马谈为太史公，从《太史公自序》中收录的司马谈《谈六家要旨》一文可以看出，他兼蓄百家思想，并尤为重道。

厚重的家学渊源影响了司马迁，使其不仅树立了超脱于现实桎梏的崇高理想，更继承了先秦史家秉笔直书，讽谏现实的不屈精神。这种精神使他百折不挠，从他遭受宫刑后仍旧笔耕不辍便可窥见。

其在《报任安书》中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并列举韩非、屈原、孔子等人落难而成书的例子，借以自勉。

深厚家学和曲折经历塑造其浪漫、感性、包容的性情，体现在《史记》中，表现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屈贾等人的同情。

李长之曾评价司马迁：“他有着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笔者认为此观点有一定道理，据此观点进一步推想，司马迁这种对个人的共情心理，是否会延伸到匈奴这个崛起于塞外苦寒之地、屡遭打击却顽强生存的民族身上呢？

班固先祖本为楚人，至班台，秦汉之际避于楼烦之地，“致马牛羊数千群”并“以财雄边”，后人据此入仕，累世为官。其父班彪为文史大家，晚年始续《史记》。

可以看出，班氏家族之兴与汉朝崛起、儒家独尊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不似司马迁家族一样累世治史，远溯西周，深受先秦史风浸染。

班固其人教之司马迁，有着强烈的入仕之心，在向东平王刘苍上《奏记东平王苍》一文中，称赞刘苍“昔在周公，今也将军”，以求得到提拔，体现了班固意欲入仕的迫切心情。

当年届四十仍只是个郎官时，班固有感而作《答宾戏》，赋首自言：“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於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章帝读罢立即晋其为玄武司马。

甚至晚年本已辞官在家，却仍自荐入外戚窦宪幕中，任中护军，从征匈奴。与窦宪一起飞黄腾达的同时，献上《窦将军北征颂》一文，称赞窦宪“眇兮与神参”。最终因窦宪落马而受到株连，死于狱中。

此外，班固之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但是通观其传世之作，大都具有为政治服务的现实色彩，其《两都赋》诞生在两都之争的背景下，班固通过作赋，迎合了东汉统治者定都洛阳的意图；《白虎通义》为奉旨参会并整理白虎观会议的内容，缓和了儒家内部的经义之争，有利于维护东汉的思想统治。

可以说，仕途始终是班固人生的主要追求之一，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班固全心全意为东汉统治者服务，也就必然不会写出《史记》一类讽刺现实、忤逆帝王的作品。

最后，也不得不注意到一点，《史记》这样带有忤逆色彩的私撰史籍能够得以传世，并且逐渐受到认可，也并非一帆风顺。汉朝统治者一开始便将其束之高阁，严格管控，即使是宣帝之子、东平王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也断然遭拒。

经历了两汉之际的乱世，尤其是王莽篡汉事件后，汉朝统治者对文化忤逆更加敏感，开始严加管控修史之事，甚至班固本人早年也遭人告发，因“私修国史”的罪名身陷囹圄。因此，即使东汉曾有人写出过《史记》一样的西汉史，也逃脱不了抄毁、散佚的命运。

《史记》开二十四史先河的同时，也就成了“史家之绝唱”。班固之改《匈奴列传》，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之变迁，也反映了匈奴民族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