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 岭

196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的陵墓玄宫石碣在南京太平门富贵山南麓被发现，石碣上用隶书镌刻着二十六字铭文：

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巳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

东晋恭帝陵墓玄宫石碣

石碣的高清拓本，可以在南京大学博物馆2023年10月开设的“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上看到。这位东晋的末代皇帝，在人生的三十四至三十六岁间，战战兢兢地做了两年的傀儡，公元420年第六个月份，将帝位禅让给刘裕，一年之后的秋天被刺客杀死，是年十一月以晋帝之礼葬于钟山之南。于是，南朝史似乎就这样贴着“篡位”与“偏安”的标签开始了，众多的中国通史都不约而同戴上了有色眼镜——但南朝真的是这样吗？

且不说现代的学术研究，至少到了南宋史学家眼中，因为南宋与南朝存在境况相似之处，因此南宋史学家认为六朝除了东吴之外，都是“中国正统”所在。《景定建康志》卷十五云：“孙权据吴会以鼎峙。晋元渡江，实为王畿。宋齐梁陈因以有国。其间从事河洛，规取中原，几致混一。累朝衣冠礼乐，号为中国正统。”——也就是说，南朝从宋武帝刘裕到陈武帝陈霸先，他们继承了东晋的法统，丝毫没有自我矮化为一个地方政权，自始至终都是追溯到“汉”人王朝的正统系谱。这一点，在南朝史开端的刘裕及其从龙之士身上，反映尤为明显。

本文作者在宋武帝初宁陵石兽前

1917年法国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所摄初宁陵石兽

义熙六年（410），刘裕大军讨平慕容鲜卑的南燕政权，青徐五州（南燕领五州。并州治阴平，幽州治发干，徐州治莒，兖州治梁父，青州治东莱）终于再次回到南方政权手中。在这次北伐南燕的作战过程中，刘裕近似赌徒的一招是在下邳弃舟步行进攻琅琊，缺少骑兵的他，居然用步兵战团采取了千里奔袭的险棋，并大破鲜卑骑兵。所以李硕先生在《楼船铁马刘寄奴》中称赞他已经超越了游牧民族“狼”式作战，而是“虎”式的致命一击法。

平定南燕后，拥有了鲜卑降胡组成的重骑兵（具装）部队的刘裕，又先后取得了东晋境内三大战役的胜利（平卢循、讨刘毅、讨司马休之），获得了莫大的声誉。也就是说，北伐后秦之前的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已经完全获得了代晋（抑或是所谓“篡晋”）的资格，毋庸再多此一举进行胜负难料的北伐后秦。吕思勉有云：“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潜台词其实是“恢复汉土”（复汉）？还是“代晋造宋”（造宋）？

换言之，即有的通行教材上“晋→宋”的南朝“小天命”观念欠妥，我们还原事实，应该重视南朝史的开端其实是“晋→汉”的回归。我曾经在《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三期）中有过详细阐释。类似《宋书》所提到的“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无疑就是一种传统中国的“大天命”。但是，北府兵集团中如：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他们并不想取代门阀贵族而另起炉灶，只是兴复晋室。这一点，也是刘裕后来与故人兵戎相见的原因。当刘裕逆江而上，讨伐自己当年的“战友”时，伫立在战船上的他，心情是极度复杂的。京都大学吉川忠夫《刘裕：江南的英雄宋武帝》一书第五章描述了北府内部二刘之厮杀，章名就叫做《妄执》。吉川教授是六朝宗教研究的大家，“妄执”典出《大乘起信论》，谓违背缘起之理，而迷妄的执着实我、实法或假名言相。

吉川忠夫与小前亮的日文著作

义熙十三年（417）五月，刘裕主力克服了北魏的骚扰到达洛阳——准确算来，这是东晋部队第三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开进洛阳，第一次是后赵羯族政权崩溃之际，第二次是苻坚兵败之后，但这两次都很短暂；七月，僧人释慧义在嵩山觅得象征今后刘宋祥瑞与国脉的玉璧三十二枚，黄金饼一块（三十二者，三十的两倍即六十，预示着刘宋国脉即六十年）；八月，前锋克姚泓，平长安；九月，刘裕到达灞上，王镇恶道迎入长安，执送姚泓，斩于建康，谒汉高祖陵，大会文武于未央宫；冬十月，进刘裕公爵为王，增封十郡，让不受。

义熙十四年（418）正月，刘裕携主力回师到达彭城，解严息甲，令琅琊王司马德文先归建康。同时祭祀楚元王刘交，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季弟，封地恰好就在彭城（今天的徐州楚王山一号汉墓就被认为是刘交之墓），刘交是刘裕的二十二世高祖。从祭祀的顺序上来看，只有先在长安祭祀了汉高祖——天命，才可以回到彭城祭祀楚元王——祖命。

值得插叙一笔的是，在从洛阳进攻潼关之前，刘裕派遣麾下戴延之率领一支先头部队，探寻洛水源头是否可以抵达关中。戴延之经过了石墨山、龙骧城等等沿河古迹，最后发现洛水不可通，失望之际的他将此行的军事侦查报告《西征记》提交给刘裕，没想到此文在江南大受欢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渔人就有戴延之的影子。

至于长安的得而复失以及刘裕与铁弗匈奴大夏政权的关系，我曾经撰有《统万城内的誉与毁——刘裕“无暇有意于中原”说的生成》（载《大夏与北魏文化史论丛》）。而关于驻扎长安的东晋军之溃败，张金龙教授《宋武帝传》认为是家族信奉五斗米教并遭受刘裕镇压的东晋将领沈田子的故意报复，可备一说。

总之，在辅佐刘裕“复汉”壮举的从龙之士中，除了著名的诸葛亮级人物刘穆之，以及大量职业军人之外，如王谢第一流贵族也有加入其中者（王弘、谢晦），次一流贵族如傅亮等更是在文书行政（《册宋公九锡文》《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等方面积极辅佐刘裕。当然，“复汉”并没有完成疆域意义上的最终结果。义熙十四年的下半年，经历了长安得而复失的悲剧。但“造宋”的实际效果确是使南方中国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刘裕出身行伍，懂得百姓疾苦与国家安危所系，所以称帝前后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大大增强了建康中央朝廷的势力，东晋“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局面得到了改变。这种增强，并不是以“削弱”贵族，而是以试图“控制”贵族实现的。

譬如刘裕主持的著名的“义熙土断”（412、413）。土断的核心意义，就是皇室与贵族希望对南方境内所有的南北人口进行编户齐民的统一管理，而不再给予侨民优复政策。刘裕接续桓温之后进行土断，国力由此强盛。但是，刘裕将自己起家的北府兵根据地：南徐、南兖、南青三州赦免在土断之外，保证了这三州侨民对自己的忠诚与支持（对南徐州的土断，一直要到宋孝武帝刘骏年间方才开始）。另一方面来看，土断并不是对贵族的打击，相反获得了相当数量贵族的支持。如越智重明就认为，这次土断甚至标志着刘裕集团从寒门武将向门阀贵族政权的过渡。

“复汉”与“造宋”是两个交叉的圆圈，即有重合也有各自不同的部分。但这些过程中，但凡对内或对外的军事作战，刘裕和五胡北朝君主一样不避矢石，身先士卒，这和此前与此后的汉族皇帝深居九重之内非常不同。故而《本草纲目》上有一味治淤血与创伤的“刘寄奴草”的发现权就属于了他。日本江户儒生木下顺庵（1621-1699）《渊明画像》一诗云：

岁寒蓊郁孤松秀，晚节芬芳丛菊清。

归去无心理荒径，草中恐有寄奴名。

此诗中将阻碍陶渊明等文士的“荒径”之草，比附成“刘寄奴草”。此外，云南地区曾经在北伐前献给刘裕一块珍贵的虎魄（琥珀）枕，刘裕听说虎魄可以医金创，就立刻将之粉碎，分赠出征将士。

刘裕自己也是节俭美德的象征，使得从西晋以来奢靡的生活风俗再次得到扭正。晚年的刘裕，最喜欢的一个“奢侈”活动也就是傍晚穿着木屐，仅仅带十馀随从出建康城的神虎门散步而已。到了武帝孙子孝武帝刘骏，准备将刘裕旧房子推倒重起玉烛宝殿时，发现刘裕床头是泥灰刷的土台，墙上挂着农民用的葛灯。

关于刘裕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举出尚书殷仲文劝他整备朝廷的音乐一事，刘裕回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性所不解”。殷仲文用贵族清谈的语言再次说道：“好之自解。”刘裕则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解”音乐之后，必然喜好，所以我根本不愿意去听音乐。《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云：

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

总之，作为“英雄”武将以及作为统治者的两个方面，刘裕都是整个南朝最成功的皇帝，在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后世圣主李世民的轮廓。故而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刘裕是汉以后、唐以前中国最值得表赞的明君，良有以也。

刘裕北伐图（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

称帝仅两年的刘裕，不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以一个军人的视角颁布了临终诏书，我们择要摘抄如下：

一、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三千（防止再度出现开府权臣）。

二、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防止重臣被暗杀）。

三、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保证了中央军的战斗力以及皇帝的控制权）。

四、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防止女主政治的出现）。

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北府兵安排）。

六、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西府兵安排）。

上述第五和第六则是关于北府与西府军事的安排，但第四则付予顾命大臣过大的权力，也直接酿成了宋武帝与宋文帝之间血腥权力交替。具体来说，刘裕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宋武帝生前一度青睐曾坐镇长安的另一位爱子刘义真，谢晦主动替武帝考察义真。义真见到这位陈郡谢氏的大贵族，生恐不能给他留下好印象，于是大谈玄学，谢晦几乎没有任何回答，回来报告宋武帝：“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由是义真被派为外官。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六月，没有死于赫连勃勃的鸣镝之下的刘义真，却被父亲留下的大臣赐死。

宋王朝第一代皇帝身后，权力传承的极度不稳定，反映出一方面确如裴子野《宋略》所谓“宋之教诲”——皇室教育出了大问题，第二任皇帝宋少帝刘义符和刘义真并不是贵族们想象的皇帝应该有的样子；另一方面这几位顾命大臣在权力不稳定的时代使用了极端血腥之招，也为南朝后世的废黜小天子开了一个坏头。

特进范泰曾经劝说宋少帝，一方面要学“高宗谅阴”，一方面要远离小人。所谓“高宗谅阴”，据陈鸿森先生《汉唐经学研究》研究，此乃《尚书》中记载少君面对顾命大臣应“强抑不语”以待时机之意。但是在公元424年五月，少帝被徐羡之、傅亮等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被杀。

同年八月，百官备法驾至江陵迎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入京。刘义隆被奉立，是为宋文帝。他虽然气度不及其父刘裕，但是一个深沉有谋的人，为了给兄弟报仇，刘义隆在建康诛杀了徐羡之、傅亮，又令檀道济率兵西上，攻杀了另一个顾命大臣谢晦。

宋武帝留下的务实派北府系统文官被打倒，王谢贵族再一次重回权力中心，这也是宋文帝元嘉之世郁郁乎文哉的一个重要原因。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注意到，文帝的诏书很多都是“溢于私情的文辞”。我认为这一观察甚至比文学史家都仔细。试举文帝与刘义恭的手书云：“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又如与刘义宣书云：“通怀期物，不恣群下。”而他另一封《追复庐陵王义真诏》中写道：

前庐陵王灵柩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拱恸，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言增摧哽。

文中“情若贯割”“言增摧哽”等语言，与王羲之《丧乱帖》“痛贯心肝”“临纸感哽”非常相似，不仅使用了六朝贵族的典型语言，而且充满了对于死于非命的二哥刘义真的真挚感情，可谓与其父临终诏书的武人性格已经截然不同了。这样贵族化的皇帝加上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等风流贵族的辅佐，“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地方制度上，又将地方长官的三年任期延长为六年任期，州牧可以更好地从事本地的风教，故而《宋书》称文帝之时“盖宋世之极盛也”。

据葛剑雄教授统计，刘宋王朝在宋文帝元嘉二七十年（450）之前，也就是拓跋焘鲜卑铁骑反扑到江边的前几年，人口达到顶峰，在一千八百万至两千万之间。而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在一千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万之间。元嘉时期，稳定的生产使商品价格回稳，史称“物价转贱”。农业、手工业在元嘉时代达到了晋室南渡之后第一个高峰，也是南朝第一个小康盛世。因此在元嘉七年（430），为满足交易量的激增，宋文帝开始铸造“四铢钱”，但市场上同时还流通着汉魏“五铢钱”以及东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古币。传统史书对宋文帝的文治评价极高，《宋书·良吏传》有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又云：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就连对六朝分裂时代无甚好感的司马光也说：“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他心目中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的典范，就是宋文帝。

宋文帝元嘉八年残砖（二炎精舍 藏）

宋文帝及其贵族阶层在文化领域的建树，也影响南朝至深至远。譬如裴松之，就是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今天如果没有史料极其丰富的《三国志注》（钱大昕统计注引古籍近一百五十种），仅仅凭借陈寿《三国志》本文，根本无法还原那个惊艳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三国群英时代。

《南史·徐文伯传》记载宋文帝曾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具体指的是钱塘杜道鞠的弹棋，范悦的五言诗，褚欣远的模书（仿写前人书法），褚胤的围棋，徐道度的疗疾。可见宋文帝精于魏晋以来盛行的人物品题。《南史》“五绝”中的徐道度生了传主徐文伯，徐文伯的孙子徐之才由南入北，以高明的医术治疗过北齐好几位皇帝。田中芳树虚构了徐之才的女儿徐月琴，成为小说《兰陵王》的女主角。

宋武帝出于部伍之中，不暇文饰，宋王朝初期可谓一“军事政权”。但宋文帝绝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与推崇者，史称宋文帝自己也“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这段话，《宋书》的主语是“世祖”，即宋孝武帝刘骏；《南史》的主语是“文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均以为《宋书》是而《南史》非，然而跳出考据从文理上看，宋文帝、宋孝武帝父子以及此后的刘宋帝室，均称得上“好文章”。而在宋齐之际，“文章”二字又可以专指当时贵族文人间最盛行的“五言诗”（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

宋文帝承平近三十年，论六朝文学者，因“四馆”之设（时在元嘉十五年，儒、玄、文、史），无不对此一时期文学真正的独立意义大加表彰。具体考察，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这可以视为刘宋王朝的国学。这是文学第一次与经学（儒学）在中央制度层面平起平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自2018年开始，举办了“刘宋的文本世界：跨学科的探索”等系列刘宋时代的多角度文学研究工作坊，这也是立足于“南朝文学”又不囿于“南朝文学”的交叉学科新方法。

莫砺锋先生在2021年5月15日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的年会致辞说道：

中国最早的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馆”始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京，成为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的刘宋皇朝最高学术机构。

一个军人皇帝的儿子，无形中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划时代的壮举，实在令人兴趣盎然！故而胡小石说宋文帝四馆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同等重要。

概而言之，刘宋开国的两位皇帝宋武帝与宋文帝，他们在内外政策等诸多方面“终结”了东晋的进程，“定型”了整个南朝史今后的走势，因此他们是后世重审南朝史所无法回避的“起点”。

童岭

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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