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确实如一面镜子，回首历史，总能找到相似的影子，从而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经验教训，明白有些事发生的原因以及会导致什么后果。

唐太宗

而现在，我们没有时光机，却能了解到古代的发生的名人轶事，朝代更迭，都是由于史书的详细记载。

这些史书中既有野史，也有比较官方正统的编制，其中，那些正史都是由古代的史官收集编制而成，相对来说比较可信。

那么，在我国古代，史官是如何发展建立起来的呢？

经验对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至关重要，史官顺应时代而生我国作为四大古国之一，发源于古老的黄河流域，初始阶段也是农耕文明，而与古埃及，古巴比伦类似，农耕文明最重视的就是经验的传承，从天文地理到日常生活，经验对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文明路上的基石。

而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口口传承总会有遗忘、混淆的一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一种能长期记录下经验与知识的办法。

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甲骨刻辞，再到木竹记书，书籍的载体逐渐演变发展，最后形成了纸质书籍。

而历史记载，作为文明传承的一部分，也开始出现在书上。

而远古时候，人们在石头上刻画的大多都是一些天文地理，花鸟虫鱼，祭祀打猎这方面的东西，也就是大多数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东西。

毕竟，在石头上刻画也是一件幸苦的事，祖先们这样做可不是吃饱了撑的找事做，而是为了记录下关于如何生存的一些重要常识。

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闲情雅致去记录一些关于人物本身的故事，更不会去记录社群的历史。

因为那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想的都是如何生存，所谓的政治还没有出现，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善，统治阶级也还没有出现。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由奴隶社会发展成为最初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开始出现，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构开始改变。

而为了巩固自身的阶级统治，统治者们一方面需要在底层人民心中树立威望，另一方面，也要吸取历代王朝衰落的原因，对历代王朝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变革，以此稳住自己的江山社稷。

于是，一种特殊职业开始出现：史官。

史官的出现就是就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需要客观理性地记录史实，辅助历代帝王合理地治理国家，教化民众。

于是，史书记载的东西由注重自然向注重人文转变，记录历史的人，由一种职业变成一种官员。

可以说，史官的出现，有他的历史必然性。

统治者大力设置史官，史官制度在“夹缝中求生存”

最早记录历史的人，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族群祭祀，他们掌握着祖先留下来的经验知识，在族群中威望很高，独立于众人之外。

《世本》记载：

“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矣。初学记二十一。注云。黄帝之时。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苍颉作书。”

意思是在距今47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史官这个职位，由此可见史官制度在很早时就已经有了雏形。

到了周朝的时候，史官这个职位开始被完善、细分，王朝史官分别有太史、小史、外史、左史、右史六种，分别有着不同的职能。例如太史负责国家六典的编写，内史负责记录君王的命令，外史负责记录周边国家的大小事情等，分工明确，方便君王的政治统治。

鲁国的《春秋》，以及著名的《尚书》都是这个时间点的作品。

在先秦的时候，中国的史官制度已经确立，史官的职能开始变的集中，书记官之史和历史官之史的分野逐渐形成，并且有了私人撰史的风气。

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录历史的作用，而随着秦统一六国，国家相对变得稳定，社会制度快速完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对于文化历史的探索比战乱年代更加积极。

时间到了两汉时期，这时候的史官，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官，记录历史并非专职。拿我国著名的《史记》为例，它的作者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所以创作了《史记》，但是写这本书只是他的兴趣爱好罢了。

在东汉明帝时代，官方的史书开始修编，史官终于走上了历史正轨。

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后班固继承父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制《汉书》，但由于有人向明帝告状，说班固修改国史，班固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幸亏班固的弟弟班超为班固上书伸冤，明帝在读了汉书后惊讶于班固的才华，不仅免了班固的牢狱之苦，还将班固任命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校书郎，让班固安心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

这也反映了东汉明帝对史书编撰的重视。

魏晋至隋时期，国家政治风雨如晦，政权更替频繁，为了以史明志，吸纳旧时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统治者开始大力设置史官，例如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置著作郎。

而且不止如此，有些国家，例如北齐，甚至设史馆，让当朝宰相兼职统领，用来监督国史的修订，史官的地位开始水涨船高。

为了加强民众教化，所以史书中更加注重突出本国的民族和政治地位，对于国史的编写，要求更加严格，不但要做到实事求是，还要学会一定程度的修饰夸张，让本国民众更加信赖、认可国家。

在隋唐时，《隋书·文帝纪》记载：

“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也就是说隋文帝开始打击民间私撰史书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让史书成为国家思想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从此以后，修史成为朝廷的工作，不允许其他人染指。

唐朝开始修建史馆，并指定专人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国史，有意思的是，唐朝的史官还会修改补充“起居注”，来记录前一皇帝的言行事迹，也就是千代王朝的一些大事记。

宋代开始，以史馆为中心，设立了起居院、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等分支机构，这一整套完善的修史机构和修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的朝代大多是在宋代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大体的史官制度已经完备成型。

到了明清时期，史官制度开始走下坡路，这是由于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更倾向于更具现实意义的项目，而不是史书这种理论思想上的东西。

记录皇室起居的《起居注》被废除，史官的地位也一再下降，到了清朝，史官甚至开始由其他官员兼职。

为什么说：史官本质上是统治者的工具？

史官制度的发展沿袭对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史官是如实记录历史与统治者活动的人，如果没有史官，那么历史资料就没办法保存，野史将会泛滥，我们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就只能去考证猜测，准确度和可信度将会大幅度降低。

所以史官虽然本质上还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记录的历史也都偏向于美化本国的帝皇与民情，但是还是具有很高的实事求是性质，百分之八十的历史，在经过验证对比后都能被证实。

这对我们研究历史，解读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我们也才能通过古书籍品味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在王朝兴衰里获得启示。

史官制度的建立完善，让编写历史的人绵绵不绝，并且一心一意专注于史书的编写，为之耗尽毕生心血。

这让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得以铭记保存，史学理论在其中不断不断深化，治国理念也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完善，一步步走到了如今的社会主义制度。

而史官们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继承。

史官的第一个精神品质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史官最看重，最宝贵的精神。由于以前的史官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所以史官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这给了他们敢于直书，实事求是的底气。

后来史官虽然成为了朝廷的附属，但是由于历代帝王对历史都非常看重，随意史官地位非常之高，可以说直接服务于皇帝，这也是他们不需要作假，公正客观编写历史的原因。

史官的第二个精神就是不畏强权。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秉笔直书的史官，这种坚毅的性格，一定程度上在道德层面约束了统治者，使得他们畏惧后人的评价而不敢肆意妄为。

史官的第三个精神就是学术精神，一心一意致力于编书，为之付出时间生命。这是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去学习的，只有专心致志，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总之，史官制度从发展到完善再到废除都是行驶在历史的铁轨上，而这一制度不仅在我国，在国外也广泛普及，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