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古代的匈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盲流和暴徒。连司马迁都信誓旦旦地在《匈奴列传》中表示：匈奴没有文字，用口头命令传达信息，并靠此维系统治。

但是司马迁没有亲自去过蒙古高原和汉匈边境，也没有接触过匈奴人和他们的贵族。所以对匈奴的某些描述就难免会失真。因此有细节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并被后世的考古证据推翻。

首先，从帝国维持统治的需要来看，很多重要的地理和军事信息需要用文字来保存。这在很多早期文明中是已经存在的。哪怕是极端滞后的印加帝国，都保留着结绳记事的传统。如果仅凭口耳相传，很多重要信息会失真或者丢失。因此，无论是自创还是引进外来的文字系统，作为部落联盟帝国的匈奴都必须有一套成体系的书写符号。不仅帮助他们统计人口、牲畜与兵力，也能用来清点战利品和贡品。

匈奴书写符号的来源之一就是汉字。比如考古发现的一枚匈奴相邦的印，制造于战国时代。上面的字体属于三晋风格，很可能出自南面的赵国人之手。先秦时期，赵国曾开扩草原地区，征服产良马的代国。当时的赵国和草原地区有着比较频繁的双向人口与文化流动。在这一过程中，赵国的文字传入匈奴是十分自然的。

考古发现的匈奴相邦的印

结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无论是武王伐纣和平王东迁，或是秦末之交的政治动荡，都会让一些战败的诸夏贵族流亡到戎狄之中。连大名鼎鼎的晋文公重耳，都曾经躲到狄人的翟国避难。直到汉初，还有燕王卢绾逃入匈奴躲避迫害的例子。上文提到的相邦，就是匈奴的官职之一。其地位在部落首领之下，但在普通都尉等官员之上。

当时的中原贵族和戎狄习气很重的秦人，都自称为为夏。所以在战国和秦汉之交，匈奴很可能收容了某位在中原争霸中失败的诸夏王公或者王子。接着，让他成为了匈奴集团中的中原移民的领袖，吸引更多人前去投奔。这样的信息传入中原后，随着时间流逝而开始变样。

到了司马迁写书的时代，为了论述汉朝对匈奴征战的合理性，就有了“匈奴是夏朝流亡王子后裔“的说法。仅仅凭草原上有中原流民，进而得出匈奴是夏朝后裔的结论，显然不太科学！这显然是为汉匈战争造势的政治宣传，也是为把匈奴世界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

此外，无论是和亲进入匈奴的公主、宫女和随从，还是主动投降匈奴的官员和将领，都带让汉朝文字传入匈奴。

其中最著名的归降者，就是汉文帝时陪公主和亲的宦官中行说。他不仅用汉字给汉朝皇帝书写内容充满挑衅性质的内容，还教育匈奴人在雕刻出的木条与木简上写书记符号，被称为“胡书”。以便帮匈奴人统计牲畜、人口与财产。这样一来，匈奴的书记符号中便有了某些汉字的痕迹。

随着南匈奴的内迁，他们在政治上接受汉军的保护，在经济上接受汉朝的赏赐和补给。许多南匈奴贵族都接受了汉朝授予的官员印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匈奴除汉字之外，没有其他的书写符号。因为不论是中原王朝的文字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显示匈奴人有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书写系统。

比如西汉时代的桓宽的《盐铁论》就记载，虽然匈奴人没有中原的礼仪，但是他们有写在“刻骨卷衣”和“刻骨卷木”。就是刻在骨头片和皮毛上的符号，给百官流通使用。

根据《汉书-元帝纪》的记载，陈汤在攻破了郅支单于的郅支城之后，不仅带回了俘虏，也带回了匈奴的图书，还向后宫的贵人们展示。这说明匈奴并不是盲流，即使是流亡中的北匈奴王庭，都保存在十分重要的典籍。

根据后来的《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的文字类似于胡。说明当时北朝人发现，突厥人刻写在草原石人上的书写符号，很类似于之前的匈奴文字。

这一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在蒙古高原的阿尔善岩和查干河地区，还有阴山岩石上的书记符号，已经被中国、蒙古和俄罗斯的考古学家整理出了约520个。它们很明显有自己的系统，是反复出现的系列，绝非单个或者偶尔出现的记号。其中的某些字符，还和古代北欧的如尼文有相同之处。

现代学者整理出的一份匈奴字母表

部分符号甚至出现在了突厥汗国时代的草原壁画与石刻之上。这些符号中既有牛羊和马车的象形符号，也有象征部族族徽的图腾。印证了匈奴人在秋季举行大集会，为南下征战做准备的记载。当然，也有来自远古雅利安文化的“卍”字符号，体现了印欧原始信仰对于匈奴人的影响。

总体来看，汉字并不是匈奴帝国强盛时代的核心书记系统，通常指用于与中原的交流。如果全套采用中原的记载系统，反而不利于保密本民族的重要机密。

相比之下，匈奴的书记系统还是与印欧人、突厥人的书写符号有更密切关系。这种文化现象与匈奴帝国的部落联盟属性是有关。目的是为了增加沟通效率、降低统治成本。匈奴领袖对不同来源的臣民，倾向于使用各自的语言与他们沟通进行统治。汉字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