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教案课程名称：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师姓名：****课时间：上课地点：授课周期班级08级汉本科1，2，3，4课时安排学时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九章第二节考辨伪书的方法（2学时）教学目的、要求（要求掌握主要知识点、重点、难点）：主要知识点：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梁启超的辨伪十二例，洪谌侯的辨伪四法。重点：考辨伪书的方法，尤其是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一、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关于辨伪的方法，最早作系统总结的是晚明胡应麟。他把历代学者关于辨伪的见解和实际采用过的辨伪方法，加以归纳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在所著《四部正讹》的最后，指出考辨伪书的方法有八：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无隐情矣。也就是说，遇到可疑的古书，首先检查一下最早的目录书，看著录了没有。其次翻阅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或《艺文志》，研究这部古书什么时代见于著录，以考其流传的线索。第三，从作者同时人的著作中，检查有无谈到或称引这部书的地方。

第四，从后世的书籍中，检查有无发挥或引申这部书的言论。第五，从文体上，检查是否和作者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合。第六，从内容上，检查是否与作者所处时代的事实相符。第七，检查所标作者姓名，**出于托古。第八，检查首先传布这部古书的，是什么人。这一概括颇为精要，在辨伪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梁启超的辨伪十二例近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微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220－＿第九章辩伪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济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其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此外，梁启超还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也谈了一些辨伪方法．举例更为具体，可与十二条公例对照参看。三、洪谌侯的辨伪四法总结上列诸家条例，可以综合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查明传授源流目录学与辨伪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些提要式书目里，常有关于古籍考辨的记载。唐智异《开元释教录序》明确提出：“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在佛经目录中，有的还专门列有“疑经录”以别真伪。其考辨的着眼点，很大部分集中在传授源流方面。从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私家藏书志、书目提要中，不但可以看出各个朝代藏书的情况、书籍的聚散和整理，更可以从中考察某一部书的流传过程，传者为何人，流传有无中断等等。利用各种书目提要，查明书籍的传授源流、版刻特点，对辨识伪书，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柳宗元《辨鬼谷子》说“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从而得出“《鬼谷子》后出”的结论；《辨亢仓子》也说：“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都是先从著录考察的。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辨《关尹子》说：“《汉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其书亡久矣。”辨《子华子》也说：“考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盖依托也。”清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公孙龙《慎子》说：“《汉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唐志》十卷，《崇文总目》三十七篇，今止五篇，其伪可知。”总之，历代辨伪学家都非常重视从史志著录考察作者和传授源流，以辨别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辨题名萧统所作的《昭明太子集》、题名岳坷所作的《索湖诗稿》等书为伪书，也都是从查考史志或诸家书目人手的，这的确是考辨古籍的一个重要方法。（二）考订作者生平古人所作传记、碑铭之类，对其人的生平事迹、重要著述，一般都有详细记载，因而考辨古籍真伪，从查核作者生平人手，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朱熹考辨《麻衣易说》这部伪书就是从考查它的作者开始的。《朱子语类》中有十多处提到这件事，可见他的重视。最初他发现此书的内容和文字风格有问题，如书中说“雷自天下而发”、“山自天上而坠”，“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等等。后来朱熹在南康任所，那位传授《麻衣易说》的原湘阴主簿戴师愈来渴，朱熹趁此机会查考此书的作者和传者。

他记载当时与戴会晤的情况说：“坐语未久，即及《麻衣易说》，其言暗涩，殊无伦次，问其师传所自，则日：‘得之隐者。’问：‘隐者谁氏？’则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言也。’”（《文集》卷八十一《再跋麻衣易说后》）后来朱熹向当地人了解，都说：“书独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来者。”于是朱熹认定此书为戴师愈所造的伪书。《四库提要史部编年类存目》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题李森撰。按《宋史艺文志》和李煮本传惟载煮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无此书之名，此书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网漏殊多，故《提要》判断为“当时麻沙坊本，因煮有《续通鉴长编》，托名以售其欺”的股品。《斜川集》十卷，题宋苏过撰。书中内容与作者时代经历不符。据苏过墓志，过卒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但集中却出现南宋嘉泰（1201--1204年）、开禧（1205--1207年）诸年号，以及周必大、姜尧章、韩诧宵诸人。集中所述时事，亦皆在南渡以后，这些都不是苏过所能接触到的。清代编《四库全书》，发现南宋词人刘过（1154-x1206年）《龙洲集》所载之诗与此尽同，所以《提要》判断此书“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而抄出冒题为《斜川集》以渔利耳”。

从上述例子看来，凡作者时代和书的内容有明显出人，或作者传记根本未载曾有此种著作，就有必要引起注意；如果发现书中所载事迹，明显在作者时代之后者，可断其书为伪，或者杂有部分伪篇。（三）分析作品内容作品内容的范围比较广，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是构成作品内容的一个主要方面，除此而外，其所表现的学术思想，所采用的文体文法，所使用的词语，所表现的文字风格，无不带有时代的特征，因而必须把这些纳人特定的时代范畴之中，分析比较，找出其相符或矛盾之处，作为判断书籍真伪的参考。(1)从历史事实或典章制度来辨别用查核历史事实的方法来辨伪，效果也是很好的。如《商君书》中记有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乃商鞅死后七十八年之事，由此可知此书是长平之战以后的人作的。《庄子》里有“田成子杀其君，十二世而有齐国”的话，自陈恒到秦灭齐，齐恰好是十二世，到庄周时代，才不过七八世，庄周怎能预知陈氏会有十二世呢？由此可知那篇一定为后人所作，又可知《庄子》虽然是真的，《外篇》却有很多假的，必须细细考证一番。又如《白氏长庆集》中混有伪篇，前人早已怀疑，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对《白集》中《闻李崖州贬》二绝句进行了考核，谓“以唐史考之，崖州贬时，乐天段将逾年”。

当然绝不可能出于白氏之手，一定是后人增人的。《列子》之为伪书，已为学术界公认，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是考辨《列子》为伪书的集大成的专著，其书举二十事辨之，有不少都是从考辨史料立论的。如谓“《周穆王》篇有驾八骏见西王母事，与《穆天子传》合，《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周穆王》篇言梦，与《周官》占梦合．《周官》汉世方显”，“《汤问篇》与《山海经》同者颇多，《山海经》乃晚出之书”，列子更无从寓目。从上述这些史料的先后早迟，都可以看出伪作者的剿窃之迹。据此做出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从典章制度方面来辨伪也是常用的方法。如《亢仓子》说“衰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六朝以前所无，隋唐时期才有。《庄子》书说亢仓子是老子的弟子，春秋战国时人，怎能知道有考八股的事呢？由此可知一定是隋唐以后的人著的。又如《六韬》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先秦以前所无，汉后始有，周朝哪有此种制度呢？《六韬》一书许多学者都说是伪书，题为吕尚撰，记周文王、武王间太公兵战之事，当然不可靠。清人姚鼎认为：“周之权曰钧不日斤，其于色日玄、日黑、曰绷不日乌，晋、宋、齐、梁、陈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日斤、日乌。

”1972年4月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发现了《六韬》的竹简若干，证明西汉时已经传世，说《六韬》是周初的书当然靠不住，可能系汉初人所著，但也掺杂了后人的一些伪品。凡是朝廷的典章制度、社会的风俗习惯，都可以作为考辨书的真伪和年代的依据。(2)利用语言与时代的关系来辨别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更迭，总要给语言以影响。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也就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反映其所属的特定时代，我们若能利用书内的特定时代的语言，也可以辨别书的真伪。高本汉把《左传》和《论语》《庄子》《国语》等书比较，发现《左传》所用的方言虚字和代词，与其他古书不同，与鲁国其他书籍也不一样，《左传》所用非鲁语，因此他认为《左传》非孔子作，亦非孔门弟子作，也不是司马迁所谓“鲁君子”作的，当是另一人或他的同一学派中数人所作。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但有一定的根据。至于古书中出现的称谓、专用名词以及某些特定的提法，往往是考辨真伪最好的线索。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曾指出：“《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仅仅抓住“儒生”这一个名词，就把伪作《列子》的时代上限，限制在汉代以后了。谭按：《论语》记载孔子告诫其弟子子夏的一句话：“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此处“儒”必指儒生无疑，这说明孔子时就有“儒生”之意。故在此马说不一定可靠。先秦所用的韵和（广韵》有种种不同。如“为”、“离”今在“支”韵，古在“歌”韵。《诗》《易》都不以“为”、“离”叶“支”。以“为”、“离”叶“支”韵的，战国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离”和“辞”、“旗”、“知”叶，《离骚东君》以“蛇”和“雷”、“怀”、“归”叶。（韩非子扬榷篇》以“离”和“知”、“为”叶．我们再来看《老子》，却觉得奇怪了，那第九章，“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竞把“知”字叶上文的“离”、uJLn,疵”、“为”、“雌”。梁启超说：“我素来不相信《老子》是孔子时的作品，这个证据亦很重要。从此可断定《老子》必定是战国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确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聪所作的，便不应如此叶韵。”杨伯峻先生曾说：尽管古书的伪造者竭尽全力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队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下侵袭……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它的破绽来。（《列子集释》附录三）可见，了解语言的时代特点，对我们辨识伪书、伪资料很有帮助。历史上不少书是后代人托古的伪作。

对这部分作品的识别、辨伪，除了依据作品的内容外，从语言的时代特点人手，也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3)从文体来辨别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如《黄帝素问》长篇大段讲道理，不独三代以前，即春秋时亦无此种文体，用《论语》《老子》等可作反证。故此书年代可定为战国至汉。即使甲时代的人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譬如碑帖，多见多临的人一看便知是何时代的产物，譬如诗词，多读多作的人一看便知是何时代的作品。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旧诗中的“排律”一体，唐、宋、元皆未有，直到元末杨士宏选《唐音》，才以“排律”标目，明初高揉选《唐诗品汇》仍之不改，便一直沿用下来。《孟浩然集》标有“排律”一体，故《提要》认为已有误人，断非原本。《山谷精华录》题黄庭坚撰、任渊编，而其书列有五言排律之名，作伪之迹显而易见，其属于“伪题编者”亦已毋庸置辨。若从文体辨文学作品的真伪，则更加容易。如词的起源，中唐刘禹锡、白居易始渐渐增减诗句而为之，字语参差，只有单调，到了晚唐才有双调。李白生在中唐，却能作《菩萨蛮》《忆秦娥》那样工整的双调词，岂不怪哉？可知必系伪托。

(4）从文法来辨别凡造伪者不能不抄袭旧文。我们观察它的文法，便可知从何处抄来。例如《中庸》说是子思著的，子思是孟子的老师，《中庸》应在《孟子》之前。但依崔述的考证，《中庸》却在《孟子》之后。证据很多，文法上也是一个。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获乎上”一章比较字句的异同，文法的优劣，说《孟子》“措语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虚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适。”可见“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又如贾谊《新书》早已亡佚，今本十之七八是从《汉书贾谊传》抄来的。《贾谊传》的事迹言论，《新书》拿来分做十数篇，各有篇名。前人说是《汉书》采各篇成传，其实如《贾谊传》的《治安疏》，全篇文章首尾相顾，自然是贾谊的作品。而《新书》也分做几篇，章法凌乱，文气不接，割裂的痕迹显然。贾谊必不致割裂一疏以为多篇，亦不致凑合多篇以为一疏。若是《新书》还存在，一定有许多好文章，不致如今本的疏陋。今本是后人割裂《贾谊传》而成，这一点，毫无疑义。（5）从思想上辨别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思想，可以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来辨别。这必须先了解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从书中的思想和可信的书中所涵思想相矛盾之处来断定其为伪作。

如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而《系辞》就不可信。因孔子是现实主义者，绝无谈玄的气味，而《系辞》却有很浓的玄学气味，和《论语》正相反。由此可以认定《系辞》不是孔子作的。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从思想上辨别的最好例子，他断定《晏子春秋》是齐人治墨学者所假托，非常正确。图书中有许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的前辈，如何能闻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著的书。又如《列子》中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看过佛经的人所作。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传人中国，列子如何能见到佛经？从前有人说：“佛教何足奇，我们战国时已有列子讲此理呢。”其实哪里有这回事？我们只从思想与时代不合这层就已足以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四）研究版刻特征我国的刻书事业见于实物的在中、晚唐，而唐、五代本流传下来的已极为少见。宋元版书，现在也已经是珍本了。宋元以后出现的伪书，除了考核它的内容史实以外，一般还可以结合版刻特征来进行判断。上面提到伪题苏过所撰的《斜川集》，在版本上面也露出作伪痕迹，如每页补画乌丝、染纸作古色，冒充宋刻，还伪镌极古阁毛子晋藏印于卷末。题为任渊所编的《山谷精华录》，称宋元佑间版刻，又说失其版心，显然是冒充宋版，并且集中诗文已有崇宁年间作品，何以能预刻于元佑之时？真是矛盾百出。

但对于这样一部伪书，向来藏书之家珍为秘籍，以名取之，而不核其实。这是很值得引为教训的。对于宋元以来各个时代的版刻特征，通行的一些版本学的专书，多有论及，我们从各个时代刻书的版式、书口、行款、字体、墨色、纸质，以及有无牌记、讳字等等，进行鉴别，多实践、多接触，自可摸索出一些规律出来，尤其是纸色、墨香、字体、刀法等等，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真正领会，辨明真伪。史料考辨不能单凭孤证立论，上述的几种考核方法，最好能够综合利用，多掌握一些线索和根据，做出的结论，才可望比较正确。宁可多闻朗疑，也不要主观臆断。另外，必须认真鉴别真伪的程度，是全伪，还是混有伪篇，是半真半伪，还是真伪杂揉，其伪作部分是否出于后人之所增益等，都必须尽可能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写成提要，以便利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古籍阅读者用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