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他正当盛年，立功事业刚开个好头，前程似万里长江之初发，生命如蓬勃春花之绚烂。但是，他必须收敛其花瓣，内敛其热情，蛰伏其雄心，宝剑入鞘，骏马卧槽，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官场多炫赫，疆场多壮烈，他必须寂寂寥寥，年年岁岁，青灯古卷，石砚羊毫。

这个心路历程定是艰难曲折。

三年之后，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由内廷的郎官调任为外廷的太史令。司马迁终于做出了他最艰难也最重要的选择，他从官僚系统的主干上退下来，一如当今的官员从实权部门退到地方志办公室。他终于摒弃了诱惑，排除了干扰，去“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了。对这样巨大的文化事业，他终于明白了，“小子何敢让焉”！

他隐隐地觉得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汉家开边拓地的人物很多，但像他这样能洞察全人类命运、梳理人类历史的人物，却绝无仅有。从他个人来说，若去立功，他可能成不了一流人物，但若他转而去做史官，他反而能做出旷古及今第一流之成绩，他将成为他的时代的最大光荣！

做了太史令，便可以遍览皇家藏书，以及那些政府档案，“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个“紬”是缀集、整理、辩证、考订、弃取、译解诸意的总和。以司马迁的功底，他做得得心应手，这是为著作《史记》做资料的准备工作。大约三四年的工夫吧，这个工作顺利完成。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倡议并参与了历法改革，创立了有名的“太初历”。这是一部指导未来的大书。同时，这也是一个理顺历史的大工程，有了这部太初历，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确定其坐标了。

因之，随着太初历为武帝正式诏颁天下，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也开始写下了最初的一个字。对历史的总清算就在那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在司马迁的羊毫笔下开始了。

就在他的创作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下司马迁狱。第二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被判死刑。

汉武帝早就对司马迁不满了，他一直在找机会收拾司马迁！

汉律，死刑可以用钱赎，也可以改施宫刑。钱，秩比六百石的司马迁是没有的，亲朋好友们如何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既没有帮他出钱的，也没有帮他求情的。看来他只有独自面对那些冷酷的刀笔之吏，在死刑与宫刑之间做着无比艰难的抉择了！

《史记》写到一半，司马迁面临着这样的生死抉择。

那柄小小的刀子在眼前晃动。是抓起它，闪电般地了结自己的一生，一了百了，还是对它投以轻蔑的一笑，挥挥手，拂去它，忍辱负重，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这一年他四十七岁，早已不惑而届知天命，以他的学问与境界，早已视死如归。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什么？因为“用之所趋异也！”如何使用这死的权力，何时使用这死的权力，乃是决定死的价值的关键。

如果他此时死了：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他人微位轻，死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不能与死节者比”

——现在去死，不是死于节，而是死于罪。人们会认为他是由于“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不能死！

但活着总要有个理由，或者说，在遭受极辱时仍隐忍偷生，必须有其代偿物，这就是《太史公书》的创作。

司马迁赏识那些轰轰烈烈的死，也歌颂那些隐忍就功名的生。他喜欢屈原、项羽、李广这样的掷生命如碎碧玉的壮烈；可他也喜欢伍员、勾践这样的保生命如保青山的坚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伍子胥传后，司马迁议论道：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这就是在说自己啊！

一篇《报任安书》，通篇就写一个字：辱！

极辱之痛，忍辱之难，偿辱之志！

有辱，必有“偿辱”。司马迁“偿辱”之法，不是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他是文人，他的“偿辱”，就是那未竟的名山事业！

《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三年后，随着李陵冤情的洗雪，司马迁也走出监狱。五十岁了！知天命之年了！

在血水中洗过的司马迁，双目炯炯。他的思虑已非常人可比，他的见识之高，在中国历代史家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浪漫情怀，为现实之残酷所折辱，如同一树婆娑而为秋风掠夺，却恰好删繁就简，真骨凌霜，苦难风流；他的多爱品性，为专制之铁蹄所践踏，如同一池荷花而为严寒凋杀，又正似去伪存真，傲枝听雨，艰苦卓绝。他的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

司马迁以其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清洁淳朴的精神，与其清洁明净的语言，成了中国古代史书里的光彩和锋芒！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2月下

稿件来源 | 《风流去》

本文作者 | 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