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被鲁迅先生高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记录着上到上古传说的黄帝时代，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年的历史。

最近，我正好在阅读《史记》的部分篇章，有幸了解它的叙事方式，领略其实录精神。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太史公在描绘各朝人物时，并没有因其地位尊贵而有所隐晦，或是因地位低贱而口无遮拦。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

这几句是班固高度评价太史公和《史记》尊重且忠实于历史的体现。

由于司马迁修《史记》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他被誉为“良史”，他所著的《史记》被誉为“实录”。

本文将结合此实录原则，找出相关原文加以佐证，也算是一个小记录。

一、“不虚美”

“不虚美”主要表现在帝王公侯的传记里。

虽是为君王作传，太史公却没有使用许多溢美之词，而是真实地记录君主事迹。

班固在修《汉书》时，有时会碍于君王尊严，选择对某些事件隐去不写，司马迁却不会因为这些事情牵涉到政治现实就有所隐讳。即使是面对最高统治者，他也敢于揭露其丑恶一面。这是史学家的风骨，也是纪实文学最应该具备的特点。

在《本纪》的开篇里，司马迁多会用传奇的出世经历做衬托。

例如，《周本纪》中，周后稷由有邰氏遇一巨人迹所生，其父母几次将之弃之山林隘巷，后均被马牛飞鸟相护，终未遂。而在描写刘邦的出身时，不但仅称其父母为“太公”“刘媪”，连带其出身经历也略带滑稽的意味——其母与神遇，有孕，还被他的父亲撞见该场景。其实这是司马迁在隐晦地表示，刘邦是个出身不高之人。在《高祖本纪》后部分，司马迁对其诛杀功臣的行为也做了略写。虽无直接评论，也是以事实说话，证实刘邦“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行为作风。

此外，除了在本纪，司马迁为塑造完成丰满的人物形象，常常会在其他传记中补充。

仍是刘邦的例子。

在《高祖本纪》里，司马迁并没有直言高祖的品行，却会在《项羽本纪》中通过对比突现其怯弱、冷酷绝情的隐性特点。

“汉王乃得以数十骑遁去……道逢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大意：刘邦在逃跑过程中遇见自己的孩子孝惠和鲁元，把他俩叫上车。后来因为楚王追得紧，他三次把孩子推下车，是他的手下屡次救回。）

为了躲避敌军追赶，减轻驾车重量，刘邦屡次将一对子女推下车，足见其自私与残忍。

还有，《封禅书》中，司马迁详细描写汉武帝在封禅前做的种种准备及遭遇，包括进行郊祀，请方士等等，却对真正的封禅大典一笔带过。

其违背逻辑的现象，不得不让读者好奇司马迁撰写汉武帝封禅的真实动机。

封禅本是君主上泰山向天报平安，阐述群神之力以及君臣治理之功，实质上是强调君权神授的手段。汉武帝屡次被方士愚弄却不放弃，只有一个原因——他心中的某个念想使他如此执着。《封禅书》也在一步步揭示，武帝的这个念想便是“成仙”。

对汉武帝这个治国奇才，司马迁并没有隐去其追求“成仙”以至被方士愚弄的可笑行为。甚至在结尾处进行评论，以目击者的身份，对武帝(及其臣子)所进行的种种迷信活动表现了深深的厌恶之情。

“余……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大意：我……观察研究方士、祠官的言论，于是坐下来叙述自古以来从事祭祀鬼神的事情，具体地揭示它的表面现象和内在的实际情况，后来有见识的人，得以观览。

二、不隐恶

《吕后本纪》中，太史公如实记录吕太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的事件，并借其儿子孝惠帝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此非人之所为。”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大胆揭露张汤、王温等人如何曲承汉武帝旨意，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因其在牢里的真实体验，描述之也更为深刻和厌恶。他从现实出发，通过描绘酷吏们的残酷行径，实际上是揭发了在汉武帝统治下，看似繁盛的大一统汉王朝，有着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与规则。一个案子往往牵涉几十人甚至几千人。

“深文（苛刻的法律条文）周纳（罗织罪状）”

三、小结

在收集关于“一言以蔽之”的评论时，我本想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作为引入，说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真实用意。经过查阅资料，较之这点，笔者发现《史记》的实录精神给令人敬佩。

司马迁秉承记史纪实的态度，对帝王的功与过，进行如实描写与披露。不为刘氏撰写帝王家谱，而是用事实说话。

这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光辉传统，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意义——为后代呈现真实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程正江.论《史记》的“实录”精神[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5(01):74-75.

2.《史记》：岳麓出版社

3. 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