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是古代最会“追星”的一族

时移势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群体，乃至不同个人，对“星”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追”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结果也就各不相同。在前波后浪的追星队伍中，历史学家不仅是其中的积极“预流”者，还是最会追星、并在追星过程中自觉完成文化承传与创造的一族。这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有关。

越是在古代，人们的生活空间、交往范围、获得信息的途径、看待世界的视野，越是受到各种限制。一般社会大众除了亲属、邻里和朋友以及周遭的事物外，对外面世界往往知之甚少，与“星”结缘的机会也就非常有限。而历史学家以研究人类过往为职业，凭借经验与技能，可穿越时空，与历史上的各色人等进行“对话”，并发现那些堪称自己和世人榜样或模范的人物，状写他们的生平，歌颂他们的事功，表彰他们的道德文章，在精神上与他们同悲共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历史学家的这种职业禀赋概括为“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正是由于有“神交万古”和“穷览千载”的技艺，使他们拥有“由今入古”的慧眼，能穿越时光，与前贤往哲同此凉热。

此外，“述往事，思来者”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又使得他们经由“追星”的各种智性活动建立起一座座文化史上的丰碑。本文通过掇拾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追星”往事，可以看看他是如何“追星”、并在“追星之旅”中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从而成就其“中国历史学之父”的美誉。

太史令司马迁的“追星之旅”

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当时叫“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范围很广，除了制定历法、负责祭祀礼仪、保存政府文书档案外，论载天下之史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汉武帝元丰元年（前110），朝廷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无法参加，遂郁郁而终。去世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还由家世说到史官的责任：“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父亲的临终遗言向司马迁传递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作为史官完成父亲“所欲论著”的神圣职责，绝不能让“天下之史文”废灭。司马迁告诉父亲：“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后，先是用几年时间完成“太初历”的修订工作，之后便全神贯注于父亲托付的事业——完成《史记》。然而此时，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抛入人生谷底。原来，就在他担任太史令不久，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匈奴，同时派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作为殿军。李陵求胜心切，多次主动请缨，重创匈奴，后因寡不敌众，战败而降。司马迁和李陵同在朝中，平时比较熟悉。他说：“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基于对李陵的了解，他仗义执言，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想为李陵开脱。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几句话严重触犯了武帝。在武帝看来，为李陵开脱就是为了低贬李广利，而李广利的妹妹正是武帝十分宠爱的李夫人。一怒之下，武帝便以“诬罔主上”的罪名把司马迁“幽于缧世之中”，并判死刑。

根据当时的法律，判死刑的人如能缴纳五十万钱的赎金就可免于一死。司马迁“财赂不足以自赎”，而以前“左右亲近”之人见他身处绝境也唯恐避之不及，让他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以赎金免死的路被堵住了，剩下一条活路就是接受腐刑。对司马迁来说，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在生死、荣辱的反复纠缠与交战中，他终于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想到父亲临终前的殷殷嘱托，想到自己作为史官而使“天下史文废绝”的严重后果，如果一死了之，那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于是，他“受宫刑，下蚕室”。酷刑不仅给身体带来永久创伤，更让人格受到严重屈辱，精神也受到无情摧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宫刑之后，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然而，就在他于神情恍惚中打开史册时，他仿佛看到了在历史长空中的一位位前贤往哲，向他述说着悠久的文明历程，传递着生生不息、刚健自强的生命真谛，分享着历史长河的波澜壮阔与千回百转。不知不觉中，许多前贤往哲在饱受磨难、九死一生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奇迹的形象在他的脑际越发清晰和高大起来。

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这些古圣先贤历经坎坷而又百折不挠的“发愤”精神鼓舞下，在他们燃膏焚脂、呕心沥血而书就的中国文化中伟大“元典”的榜样激励下，司马迁把个人生死、荣辱抛到九霄云外，高扬“述往事，思来者”的理想之帆，踏着“贤圣发愤”的生命逆旅，以自己的血和泪续写《史记》。

书成之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字里行间，一种在精神上与古圣先贤同生共死、虽万被戮而无怨无悔的盎然快意跃然纸上。

如果说西伯、孔子和屈原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一颗颗光照千古的明星重新点亮了司马迁的生命，使他走出巨大肉体伤痛和精神折磨，担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述使命；那么，他和着血与泪完成的《史记》则把他的这场“追星之旅”升华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全新的思想高度。正如他所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只有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为历史做出过贡献的人，才能成为后世的榜样，被后人称颂。

为了让那些为自己所追慕的古圣先贤长存于青史，为了让那些“倜傥非常之人”的道德、事功和文章永远为后世所垂范，司马迁在《史记》中别出心裁地以“纪传”这种全新的著作方式状写自三皇五帝直至他生活时代的各种人物。在说明“列传”的写作缘起时，他特别强调：“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也即只有那些“扶义俶傥”、为历史做出过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列传”。经过他的描摹和刻画，这些“扶义俶傥”的人物，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不仅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形象也丰赡而饱满。

《史记》中的这些人物穿插着不同时期的典章制度，辅以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年表和月表，共同构成了一幅包举古今、穷极天人的通史画卷。宋人郑樵评论《史记》：“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的著作先河，且因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非凡创造力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如果说那些为司马迁所崇敬、仰慕和追随的前贤往哲、“倜傥非常”“不令己失时”之人，因为《史记》而名垂青史、光照后世，那么，司马迁本人也因为在“追星之旅”中完成了伟大的文化创造而与日月同辉。

司马迁“追星之旅”为何令人敬佩？

其一，太史公司马迁所崇敬和追慕的那些泰山北斗都是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人。近者相隔数十上百年，远者相隔数百上千年。因此，司马迁在追慕他们的时候，只能透过文献、遗物或者民间的口传材料等间接的途径。为了打破时空隔绝所形成的障碍，司马迁忍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创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读遍“石室金匮之书”，为前贤立碑传，为来者树风范。除了废寝忘食地阅读，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梳理古人的生平事迹外，他还踏访那些“倜傥非常之人”的足迹、遗物、民间关于他们的传说等来弥补文献的不足，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他们的一生。例如，为了详细地写出大禹治水的事迹，他就曾“上会稽，探禹穴”。为了写出孔子的一生，他一方面“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另一方面则“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没有这番历经磨难而又痴心不改的功夫，司马迁不可能成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美誉。

其二，由于特殊身世和惨痛的人生经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裁量有其特别的尺度。只有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之人，才能成为他所景仰、追慕的对象。然而，司马迁也认识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自己所追慕的那些前贤往哲固然是历史天空的璀璨明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历史的全部。历史长河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积极有为的生命才能汹涌向前的。故而，在五十余万言的《史记》中，既有秦皇汉武，又有先秦诸子；既有王侯将相，又有刺客、滑稽者流；既有商贾货殖，又有卜者和布衣。他的《史记》是熠熠生辉的名人堂，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谱，与之交相辉映的，还有一个个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历史参与者、普通的社会大众。

其三，司马迁虽然崇敬、景仰和追慕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但作为历史学家，“直笔”是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因此，他通过史笔活现他心目中的泰山北斗时，总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力求真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不令己失时者”的英雄。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以“本纪”这种专记帝王的特殊形式来叙述他的生平，还以丰富的细节来描述他的豪情壮志、英雄气概和能征善战。在《项羽本纪》的结尾，他评价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咏三叹中，不仅写出了对项羽的敬佩，还对其英雄末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然而，在他的笔下，项羽嗜杀残暴、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性格以及行事，也都一桩桩一件件地写下。所谓“爱而知其丑”，司马迁正是本着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精神，使得《史记》在问世之初就被誉为“实录”。对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其著作能被称为“实录”，自然是无尚的荣耀。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7月下

原标题| 太史公司马迁的“追星”往事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王东

新媒体编辑 | 常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