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让古老的中国故事

从泛黄的纸页中走出来

让古人“活”在当下

让今人思接千载

古代作者不在书上题写自己的名字，或是“学术为公”的体现，抑或是当时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

古籍成书比今天要复杂。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写的；提起老舍，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骆驼祥子》。古籍可没这么清晰的“一对一”关系，经常是“一对多”。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写定的，而是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编订好，似乎背后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似的。

如此一来，连累书名这个书籍的基本要素，也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的作者写书、写文章，在书名、标题上可谓煞费苦心，唯恐语不惊人；尤其是做传媒的，更是把拟标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以至于有“标题党”的称谓。反观古籍的书名，作者就不怎么上心了。

比如大名鼎鼎的《史记》，司马迁写完之后，没起名字，是他拿给东方朔看，东方朔给起的名叫《太史公》。学者王国维说，司马迁这部书原来只有每篇的小标题，没有一个总的大标题。《史记》这个名字是东汉之后叫起来的。

综合起来看，古籍命名有三个特点。

首先，春秋以前没有私人著述这回事，流传于后世的书，全是官方出品，自然不能用个人名字做书名，而用著书之意命名。比如，鼎鼎大名的《春秋》，鲁国官方历史书，记录每年、每季、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春夏秋冬，无所不包，单独拎出春秋两季做代表加以命名。其他如讲军法的《司马法》、讲纵横策略的《战国策》、记录统治者世系的《世本》，大概源出古史，都是拿所记之事做书名。

其次，很多古籍的书名、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话的头两个字，跟内容关系不大。《诗经》最明显。“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出自《诗经》的《蒹葭》一篇。蒹葭是两种水草，泛指芦苇。这首诗讲的是爱情，跟蒹葭的联系在哪儿呢？顾炎武也说了，《诗经》里的诗人，大多是写完诗后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为篇名，因此十五国风里一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雅》《颂》偶尔有。

《论语》里也是，第一篇叫《学而》，因为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最后，古人写书，多是写完一篇发行一篇，所谓单篇别行。把这些分散的篇目收集、编辑到一起成为一本书，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的功劳。给先师的书编好了，为了表明家法，为了说明自己学派的渊源，就拿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

比如韩非，他在世时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等单篇文章，十多万字。法家后学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为《韩非子》。

董仲舒也是这样。《汉书》里说，他上书言经术，演说《春秋》，写出《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十多万字的文章。这里只说篇名，不说书名，就是因为没有成书，自然没有书名。

所以，古人写书往往是随时随地写下，但自己又不整理，书名自然也不会起了。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害。汉武帝说：赶紧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去的人赶到时，司马相如已经死了，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书，就问卓文君怎么回事。卓文君说，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

自己给自己的书命名成为一种通例，是到了汉、魏之后。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扬雄的《法言》等出来了，作者与书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起来。

小贴士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古书通例》是一部从宏观角度研究古籍的专著，对于汉魏以前的古籍，经过探微索隐，详加考证，分析归纳以阐明古籍的通例，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此外还可参看叶德辉《书林清话》。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