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右曾古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不是伪书，而是战国魏之史官撰著的编年体史籍。

司马迁说《太史公书》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自然，这部魏国的编年史也是“成一家之言”了。

至少，此书中，载录了不少重要的史料。

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盗挖战国魏王墓。有人说，这事儿是在280年，还有人说是281年，按照《晋书》记载，当为279年。

盗墓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多有散失。官府听闻后前往收缴，又有不少损佚。后来，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如荀勗、和峤、束皙、卫恒等，参与了竹简的整理，共集成七十五篇。

其中，有十三篇为编年史，记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按年编次。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

因其写于竹简，于是被定名为《竹书纪年》。

这是此批竹简中最著名的一部书。另一部，是《穆天子传》。

《竹书纪年》之原简，可能于永嘉之乱时亡佚，但有前述学者所著《初释本》和《考正本》传抄流行。

（伪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面世后，引得不少人据此订正过往历史，因而也受到强烈抵制，使此书影响由盛转衰。至宋，很少再有人看到此书，也很少有人引用了。

宋以后，有人抄录《宋书.福瑞志》作为附注，托名梁沈约注，造成一部《竹书纪年》，即“今本《竹书纪年》”。

此书明代以后流行很广。直到清朝钱大昕站出来直斥其伪。纪昀、洪颐煊、郝懿行等亦考证其伪。人们开始相信其为伪书。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

之后，朱右曾从各种旧籍中摘录真本《竹书纪年》原文，加以考证，成《汲冢纪年存真》二卷，这才有了现在的古本《竹书纪年》。

1917年，王国维在此书基础上，加以补充和订正，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又比朱书精益。

后，范祥雍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有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被认为是较完备版本。

《晋书.束皙传》载，汲郡不准所盗是战国魏襄王墓或安釐王墓。实际上，魏都在大梁不在汲郡，被盗的，应为魏国贵族之墓。《竹书纪年》作者，当为魏国史官。

前面说到了，《竹书纪年》亦为“一家之言”。先秦史官，有家族传统，应该是从更早远的年代传承而来，其实到了汉代仍然如此，比如司马迁。

不必怀疑“史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技能”。

刘师培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中说：“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

古本《竹书纪年》出于魏国史官之手，可信其“忠于职守”“鞠躬尽瘁”，不会故意造假。

但是，有两个问题——

一是对于久远历史，比如，最初参与整理《竹书纪年》的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这与《史记》一样，不过，魏史官和司马迁皆从传说中了解到黄帝的一些“信息”，而且均难加考证。比如，关于尧舜传位之不同，魏史官和太史公亦只能根据传说。

二是，即便对西周以降相对较近的历史，魏史官和司马迁所据传说、典籍等等之不同，也会产生记述差异。

只能说，这种差异十分正常。即便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两个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会因立场不同、个人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等等因素，而形成不同之描述。

古代史籍的重要作用，在于记录不被更多人了解的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人和事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他人或后人，就可以据此对历史有所了解。

而记载同一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人与事之间交互作用的古代史籍不止一部，尽管可能记述不尽相同，后人反而可以从作者的不同视角，进行比较、考证，从而得出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史记.商本纪》是第一部记述完整商王世系的史籍。在甲骨文发现并进行研究之前，谁也不知道真实的历史到死是怎样。如果没有《史记.商本纪》，这一段三千年前的历史，就很可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记》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绝大部分准确，这是司马迁在周代商约一千年的时候写就的呀，难道因为太史公没把王亥计入，就得出结论说司马迁骗了我们两千年吗？

这样说或这样想，岂不是太岂有此理！

对于古本《竹书纪年》，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