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着名的史学家,钱大昕十分重视辨伪迁录》等史籍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颇为学术界所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钱大听(1728--1804),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因书斋名日潜研堂,晚年称潜研老人。清朝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人。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着名的史学家,钱氏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突破性的成就,史籍辨伪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散见于钱氏各种着述中的许多辨伪成果,可以使我们较好地了解和把握他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宝贵贡献。学术界有关钱大听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于钱氏的古籍辨伪包括史籍辨伪成就则少有涉及,令人遗憾。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现有资料,早在战国时期,不少学者已经有了明确的辨伪意识,其中以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最为有名。西汉末年,刘向曾辨张霸所上《百两尚书》为伪,还在《别录》中考辨过某些古籍或其中某一部分的真伪问题。进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继承,发挥了刘向之举,在多处用自注的形式指出古籍真伪及作者依托的情况。

此后,辨伪学不断发展,唐代刘知几,柳宗元等人在这一领域均有所建树。及至宋代,更有辨伪之风盛行,欧阳修,郑樵,朱熹等人都曾有辨伪之论提出,并促使古籍辨伪成为人们考论经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到了明代,胡应麟撰有《四部正讹》,推出了着名的辨伪八法,在辨伪学的经验总结和理人清以后,以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易图明辨》,万斯同《群书疑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着作的推出为主要标志,辨伪学的发展更是达到高潮,一时间有许多学者参与其中。皮锡瑞曾说清儒的贡献主要有三项,一是辑佚书,二是精校勘,三是通小学@。刘家和先生则进而指出:参见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OO4年版,第298--320孟子?尽心下,中华书局1987年焦循孟子正义本。“应该说清人还在一个方面很有成绩和贡献,这就是辨伪。”乾嘉时期,虽然古籍辨伪在工作规模和学术影响方面要逊于清初,但辨伪学一直在向前发展着,因为离开了古籍辨伪,经史考证也必定失去其意义。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鉴别史料的真伪更可谓第一要务。所以,当时的朴学家们也或多或少地注目于此,如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即是与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并称的辨伪名着。受学术风尚,文化大潮的影响和濡染,钱大昕同样曾经致力于古籍辨伪,致力于古籍真伪问题的考索和时,在为惠氏的《古文尚书考》作序时,都特别称述了他们在古籍辨伪方面的巨大贡献,肯定了其辨伪方法和成果在复兴古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对辨伪学及其相关人物,相关成就的极大兴趣众所周知,古籍辨伪是一项系统的学术工程,它要求辨伪者具体分析,综合归纳,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不可执其一端,以偏概全。

具体到钱大昕来讲,他每辨一书,都是多方求证,反复探析,以求辨明该书真伪及其主要来源。这种态度贯穿于钱氏辨伪实践的始终,其中尤以他对《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之真伪的考辨最为典型,最为突出。还应指出,钱大昕的辨伪成果虽涉及经史等领域的多种古籍,然而相形之下,他又似乎在史籍辨伪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这也是与他经史并重,经史无二的治学旨趣和学术导向相互一致,相互协调的。在《竹书纪年》的辨伪方面,钱大昕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者盗掘了一座古墓,即战国后期魏襄王之墓,发现了十几万支竹简,皆用六国文字写成,这批竹简后来送往京师洛阳,由当时的着名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加以考订和整理,一共整理出十六部重要古籍,其中有一部叫《纪年》的编年史着作,包括五帝,夏,殷,周,晋,魏六纪,重点是战国时期的《魏纪》,后世称之为《竹书纪年》。宋代以后,《竹书纪年》原书在战乱中散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部题名南朝梁沈约作注的《竹书纪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就是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然而,该书是否就是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的原书呢?对此,清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围绕着这些看法,就形成了辨伪学史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即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例如,顾炎武等认定其为真品,而姚际恒,王鸣盛则持否定态度,但所论不够详尽。在这一问题上,经过较为细致的研究,钱大昕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今之《竹书》,乃宋以后人伪托,非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宋元时期晁公武,陈振孙及马端临等人所撰书目皆未着录今本《竹书纪年》,该书自然不会是宋人伪造。其二,《晋书?束皙传》载束皙所引以及刘知几《史通》所引《竹书纪年》文君之年;三家分晋以后,则纪魏君之年,未有用周王年者。盖古者列国各有史官,纪年之体,各用其目》,唐以前无此式也,况在秦汉以上乎!”由此可见俗本《纪年》之妄。这种妄改纪年方法的举动,正是”明代人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的反映。其四,裴驷《史记集解》于《夏本纪》,《殷本纪》所引《竹书纪年》两条文字,”今本《纪年》俱在附注中,相传附注出于梁沈约,而《梁书》,《南史》约传俱不言曾注《纪年》,《隋?经籍》,《唐?艺文志》载《纪年》亦不言沈约有附注,则流传之说不足据也”。其五,古本《纪年》与今本《纪年》记载史事起始年代有所不同。”《晋书?束皙传》云:’《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今本乃始于黄帝,亦后人伪托之一证也。”其六,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有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而今本《纪年》不取舜囚尧于偃朱之说。基于上述六条,钱大昕认定,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人杂采补凑而成的伪书。钱氏此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尽管雷学淇,林春溥等人持有异议,但仍然是信从者众多,特别是王国维撰《今本竹书纪年疏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竹书纪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嘉定钱大听全集》本。证》,一宗钱氏之说,将今本《纪年》作伪的来源逐-N出,从而揭明其掩袭之迹。此后,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的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材料的发现,近些年又如《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撰,一百卷,《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有着录(两唐志着录为一百二十卷),宋初李叻等编《太平御览》时亦曾引用该书。但《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皆未着录,可见北宋时已经亡佚。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之忽又刊出题名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行世。对此,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四十三之《答史雪汀问十六国春秋书》)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四库馆臣(非崔鸿原作,而是伪书,且姚氏,四库馆臣认为其出于屠乔孙,项琳之二人之手,王氏则认定作伪者为屠乔孙与其友人姚士舞辈。

另外,当时流行的《汉魏丛书》中又有十六卷本《十六国春秋》,书中十 六国各为一录,所记内容与《晋书》大同小异。全祖望认定它是删节今本而来,王鸣盛亦认为它是伪 作。在前贤和时哲研究的基础上,钱大听从历代书目着录的变化情况和《北史?崔鸿传》的相关记载 人手,也曾就《十六国春秋》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索,指出:”今世所传《十六国春秋》凡两 本:其一见于何镗等所刊《汉魏丛书》,仅十六卷,寥寥数简,殆出后人依托;其一明万历中嘉兴屠乔 考《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陈,马三家书目,不载崔鸿《十六国春秋》,则鸿书失传已久。龚 此其罅漏之显然者。”钱氏所引《北史》记载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事,也见于《魏书?崔鸿传》。钱大 昕关于今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考论,得到了后人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也大都有所运用,发挥和发展,而且各种方法得以相互配合,综合融会,使其考证更加邃密,更加具 有针对性。钱氏力求从历代着录,前人称引,文体形式,作者情况,主要内容等方面人手来寻找辨伪 1。根据历代书目的着录情况来考辨史籍真伪。在考辨史籍真伪时,钱大昕认真考察和研究了 历代史志目录,各种官修和私家目录的相关着录情况。如上所述,钱氏在对《竹书纪年》,《十六国春 秋》进行考辨时,充分注意到历代书目的相关着录情况。钱氏概括出今本《纪年》为伪书的六个主要 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由前人书目出发的,即晁公武,陈振孙及马端临等人所撰书目皆未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