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说，方士诽谤秦始皇，诸生在咸阳者妖言惑众，始皇坑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方士，即方术士，是研究天文、医学、神仙术、占卜、相术等人。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兼方者，良方也。言秦法规定，方士若不得良方，与虽得良方而不验者，皆当死罪。“以此观之，徐巿、卢生等就是坑蒙拐骗之徒，且诽谤始皇，重其不德，坑之与法有凭。

诸生包括方士和儒生等，始皇派人察问在咸阳的诸生，有妖言以乱黔首者，遂立案侦察审问，诸生相互检举揭发，以求自我解脱。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至此可知，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或曰，不但方士不坑，即儒生，亦不尽坑，坑者，犯禁者耳。

然而，司马迁《史记》又云：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诸生皆诵法孔子，所言极虚，方士岂诵法孔子？太史公引扶苏之言，使坑术变成了坑儒，好像始皇恶儒而坑之，残杀无辜之人。然则，文帝时有伏生，二世时有叔孙通，皆为秦博士；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项羽纪》称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习弦诵，弦歌之音不绝……可知秦未废儒， “坑儒的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名者窜入《史记》”。

康有为认为秦始皇是尊孔的，他说：“魏文侯立博士，求六代之乐，即行孔教之第一人，然只行在一国。秦始皇亦甚尊孔子，立博士二百余人，二世尚立七十余人，是行至天下。至汉武帝崇尚经术，立六经于学官，孔教遂定一统，推行日盛，至后汉为极焉。

秦始皇崇尚法家，但并不排斥儒家。秦治世之道以及秦法的一些规定，有不少与儒术暗合之处，如秦简《为吏之道》、整饬恶俗、提倡孝道。秦始皇对诸生博士，包括儒生还是很重视的，如每临大事，诸生博士参与廷议，皆可直抒胸臆，然无人因言获罪，哪怕是激烈言词。诸生博士也常在始皇身边，以为顾问，始皇也未尝因言而罪人。

李开元以为，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张子侠认为，扶苏因始皇坑儒而进谏，被始皇贬为北上监军，暴露出坑儒漏洞太多：其一，坑杀之祸距沙丘之变仅两年，而《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伪造的诏书却说：“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前而进，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由此可见，早在坑杀事件之前扶苏就已在上郡监军，而他劝谏始皇的方式不是面谏，而是‘数上书直言’；其二，秦廷议焚书时，淳于越借古非今，又痛斥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言辞十分激烈。始皇不仅没降罪于他，反而‘下其议’。扶苏身为长子，其谏语又相当委婉，何以勃然秦始皇大怒呢？其三，扶苏监军是重任而非贬任。秦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驻军上郡，北可防御匈奴，南可拱卫京师，因此始皇命宠臣蒙恬为将，长子扶苏为监。蒙恬曾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如果扶苏劝谏惹恼了秦始皇，盛怒之下却委以重任，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其四，‘诸生’一词含义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上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诸生’便逐渐变成了儒生的泛称。但秦时则不然，当时的博士学术流派很杂，有儒生博士，也有占梦博士和为仙真人诗的博士。《汉书•艺文志》还提到名家《黄公》四篇，作者‘名疵，唯秦博士’。既然秦朝的博士及其弟子成分如此复杂，怎么会出现‘诸生皆诵法孔子’的现象呢？由此四点破绽，足证扶苏谏语和因谏被贬皆不可信。此借文字恐非司马迁所为，盖有后好事者为渲染秦始皇残暴，遂将臆度之辞羼入正文。”

笔者深以为然。蒙恬北戍不足六年，扶苏监上郡才二年，何来的十有余年？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视察了秦王朝北部边境，其目的是为讨伐匈奴做准备。战国以来，匈奴和东胡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经常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从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兵伐匈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也不过六年。

始皇三十五年，以诸生为妖言乱黔首，阬犯禁者四百七十余人。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公子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病死沙丘。就是说，公子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也就二年左右。

篡改史记，前后矛盾，且硬伤太多。

有人说，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读不懂书，也永远读不懂秦始皇。

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而且私下里做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考古专家段清波不仅否认秦始皇“坑儒”，也否认秦始皇是“焚书”的始作俑者，或许秦始皇时根本没有发生集中焚书事件。他说：《韩非子·和氏》记载，早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曾颁布“焚诗书”令。可见焚书之事在秦国并不是自秦始皇开始才有的现象，但为什么这个黑锅偏偏被秦始皇背了？其实，“焚书坑儒”故事在汉初并没有流行，最初仅仅是焚书，并没有坑儒，文献说的也是坑杀术士。出现坑儒的桥段，是在西汉后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尊儒术，使得以儒学行事的书生有意地将原来简单的故事复杂化、悲情化。据汉初文献记载，学者们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坑儒”事件，被坑杀的是那些蛊惑人心的四百六十个术士，而不是儒生。

不仅如此，一些史书生搬硬造的痕迹更为明显。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700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把“焚书”与“坑儒”勾连在一起，把“坑儒”460人升至700人，很明显是为了放大秦始皇的暴君形象。

可能觉得秦始皇坑儒700人，仍不能反映秦始皇之残暴，《文献通考》又接着司马迁《史记》往下说：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460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700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什么伏机，什么冬种瓜，都是文学想象，目的只有一个：抹黑秦始皇。

王恢说：如史所称，被坑者乃诸诽谤始皇及妖言以惑乱黔首之方士，非儒者。今愚民欺世之神棍充斥，腐蚀进化心灵，安得始皇其人而尽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