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南诏传》《南蛮传》，宋祁撰

《新唐书•南诏传》在贞元以前采《旧唐传》之文，字句省略，事迹加详。《旧唐书•南诏传》仅二千三百余字，《新书》多至一万数百字。所增者即采录自众书也。其中如异牟寻致韦皋书，南诏与西川商议共击吐蕃，为重要史料，独具于《新书》。更重要者，南诏风土、制度，杂载于史事之中。传文载六诏名号，又载南诏世系，两段略与《旧唐书》同。其间有一千一百四十字记社会经济文化，为《旧书》所无者，即录自地志之书所载。兹取樊绰《云南志》校之：自“凡调发，下文书众邑，必占其期”，至“外算官记王处分以付六曹”，约三百字，见樊《志》卷九（其中有望苴蛮一段二十六字见卷四)。又“祁鲜山之西”至“日驰数百里”约一百七十字，见樊《志》卷六末条及卷七。又“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至“号鹅阙”约一百二十字，见樊《志》卷八。此三处摘录樊《志》各条之文，次序不乱，显知编录《南诏传》时，录自樊《志》。此外摘录樊《志》卷九与卷六七之间，传文载：“六节度、二都督、十赕”地名，虽多见于樊《志》，然区划不同。又传文摘录樊《志》卷九之前，有南诏疆界、臣属称谓及设官名号，约三百字不见于樊《志》。又摘录卷八之后，传文载吹笙劝酒，用贝为币，出师严法及犁田徭役约一百字，亦不见于樊《志》。此数处出自何书？已不能详。就所可考有关云南著作记载风土者，尚有韦齐休《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二书宋时尚存,但韦书不见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是作《新书》时未见及此。《新书•艺文志》著录徐云虔《南诏录》,又于《南诏传》载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徐云虔出使南诏至善阐府之事迹，即出自《南诏录》。考《南诏录》凡三卷，上卷记山川风土，余二卷纪行程及出使事，疑《南诏传》所载南诏风土制度之四段，即录自徐云虔书,为其在南诏访问所得者。从此四段所载事迹观之，即不出自徐云虔书，亦当为南诏晚期之记载。

《南诏传》自南诏世系以下事迹，随文纪种族风俗，如寻传蛮、裸蛮、独锦蛮、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并摘录自樊《志》第四卷者。故疑《新书•南诏传》之文，除录自史籍以外，所载风土制度，以采自樊绰《云南志》与徐云虔《南诏录》二书为多。

《新唐书•南蛮传》分上、中、下三卷，前两卷为《南诏传》，其下卷之“两爨蛮”“昆明蛮”“松外蛮”“西洱河蛮”“姚州蛮”“扑子蛮”“望蛮”“黑齿蛮”“三濮蛮”诸条,其地并在云南，并据档册及杂着所纪种族风土之文录也。以名称汇辑，故多错杂，兹略为疏说：

“两爨蛮”条已录樊《志》卷四之文，插入约五百四十字，为樊《志》所无。其中“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以下至唐高祖时事，已见《通典》卷一八七及《唐会要》卷九十八。太宗时徙莫祗蛮事，亦见《地理志》，盖据《实录》。高宗时白水蛮事，当据《赵孝袓奏》。此数事并有参酌他书之文。传文录樊《志》以后，又载七部落，即本樊《志》卷一卷四所载，而今本樊《志》有缺佚，适可用传文补苴。

“昆明蛮”条开首一段当据武德四年吉宏伟奏疏，以下牂牁、昆明十四姓，其地不在西洱河当与分别，其中有见于《旧唐书•牂牁蛮传》之文。此条以昆明名称汇辑，而昆明不止一处，当以地区分别之。

“松外蛮”条所载风土，亦见《通典》卷一八七，文较省约。惟除《通典》之外，有两段约七十字，显知非录自《通典》，而与《通典》同出一源。疑原本即贞观二十一年《梁建方奏疏》。又“西洱河蛮”条亦当据《梁建方奏疏》，以名称不同而别为一条。实则所谓松外蛮，即指西洱河蛮也。又“姚州蛮”条，亦西洱河蛮，由于所见名称不同，别为一条也。

又“扑子蛮”“望蛮”“黑齿蛮”“长鬃蛮”数条，并出樊《志》卷四。樊《志》所载种族,《新书》多已摘录在《南诏传》，尚余此数条，后录于此。

又三濮记录，已见《广志》,《通典》亦载之。《新书》摘录文面、赤口、黑僰三濮之文，然谓龙翔中朝贡，未必有其事,当以其他同名之地名而误。

《旧唐书•南蛮传》有“东谢”“南谢”“西赵”“牂牁”诸条,《新书》亦载之，有增删处，其地主要在今贵州。

南诏统治家族自始依附于唐王朝以自重。由于历史发展，可分几个阶段：即授细奴罗为阳瓜州刺史，授皮罗阁为云南王，授异牟寻为南诏，其名号不同，而关系之实质一致；且自来相互利用又相争扰，时有战事而朝贡往来不绝。至蒙世隆时，与唐朝关系严重恶化，对后来之影响亦最大。《新唐书•南诏传》历叙细奴罗至南诏亡约二百五十年之事迹，世隆时十七年占全文之半数，即因连年战争，为最混乱时期。

《新唐书•南诏传》曰：“坦绰酋龙立，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此咸通元年(公元八六〇年)事。又曰：“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辞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此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事，以至连年争战。卢携说南诏“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新唐传》引），即世隆时寇扰，为唐大患，以至

骚动全国，虚耗人力物力，激发农民反抗战争。故宋祁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即唐为防南诏，遣兵戍桂林，发生龎勋造反，导致黄巢起义，而唐室覆灭。宋人议论唐亡由于南诏，拒绝与大理交通，即以世隆寇扰为殷鉴也。

世隆所以与唐为敌，实由于唐朝对边境政策之错误，可以数事说之：

一、唐朝坚持避帝王名讳，拒绝册封世隆，为世隆反唐之起因。自贞元十年，唐封异牟寻为“南诏”以后，每当南诏统治家族更替，照例遣使册封“南诏”称号，至世隆立而被拒绝。《新唐书•南诏传》说:“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通鉴》说:“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按唐太宗名世民，玄宗名隆基，则世隆二字并犯帝讳。依儒家之说，嫌讳应改名，《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即王者之名祀于宗庙，称为庙讳。秦、汉以后功令，帝王之名，民间避而不用，犯帝王名讳者论罪，历代如此。唐、宋更为严格(《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一册帝讳成专篇）。唐因守儒家礼制，尊帝王，避庙讳。世隆之名犯讳，不行册封，拒绝朝贡，因不失礼而不惜与南诏决裂；故唐朝官书不写世隆之名，而恶意称为“酋龙”。见于新、旧《唐书》及通鉴诸书者只称“酋龙”，间作坦绰或骠信而不称世隆。世隆因被唐朝拒绝而反唐。《通鉴》咸通二年引《杜琮上书》：“以新主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王谠《唐语林》卷二亦载此事。乃遣使已行，而南诏发兵破越嶲、攻邛崃关也。

二、唐朝在西川、安南边事处置失宜，结引南诏宼扰。寇扰事迹，《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诸书载之。其原因，由于西川、安南边民反唐，引南诏兵侵扰。《新唐书•南诏传》曰：“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夷人不堪，结南诏陷安南都护府”。按樊绰《云南志》卷一、卷四并载安南川洞离心，且说“罪在都护失职”，故内应外合，安南不及设防，而南诏之兵已至城下也。又南诏宼西川，先攻嶲州。《南诏传》曰：“刺史喻士珍贪狯，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亦载《通鉴》)。继攻黎、雅,扰成都。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记南诏入寇事曰：“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蛮旗才举，望风而溃。咸通中，长驱直抵府城”。则非南诏强大，而因疆吏虐民，士不用命，有以致之。是时唐王朝统治者腐朽没落，疆吏残暴，而措置乖戾，此所以南诏横行无忌也。

三、南诏反唐未改正朔。南诏受唐封号，奉唐正朔，袁滋册封异牟寻,授历日（见樊绰《云南志》附录），此为常规。自世隆反唐以后，当无颁日历之事，惟用唐历不改。咸通七年,南诏使者至西川说:“皇帝(世隆)奉天命改正朔”，并非事实，有实物可证。大理崇圣寺《鸿钟铭文》曰：“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建铸”。又弥渡《铁柱铭文》曰：“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按建极为世隆年号，始称于咸通元年，所记干支，悉与唐历相合，则世隆时虽建号，而未改正朔也。袁嘉榖《滇绎》卷二“星回节”条曰：“滇土人有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岁首者，亦有用二十五日者。《骠信诗》：‘不觉岁云暮，感激星回节’，盖即言旧之岁暮也”。此说未明确，惟疑南诏历法与唐不同者非也。按《骠信诗》盖为世隆子隆舜所作。袁氏以为寻阁劝者非是。诗见《玉溪编事》(《说郛》卷十七），亦载《太平广记》(卷四八三)说:“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明、清志书记云南风俗，以六月二十六日为火把节，亦称星回节。又《弘治贵州通志》卷十《普安府风俗》：“火炬二节”说:“《州志》，每岁以冬夏二季月之二十四日为火把节”。盖早期有二节日，后惟夏季过节，且非岁首，袁氏不审也。

至于岁首，樊绰《云南志》曰：“改年用建寅之月”(此贞元年间记录)；《新唐书•南诏传》曰：“俗以寅为正”(此乾符年间之记录）。南诏历法遵唐历,世隆时亦未改，此可知也。

四、世隆反唐由于疆吏离间。《新唐书•南诏传》：“咸通十四年，坦绰复宼蜀，絙舟大渡河以济。仆旗息鼓请曰：‘坦绰欲上书天子白冤事。……’坦绰遣使斋骠信书遗节度使牛丛，欲假道入朝，请憇蜀王故殿”。按《通鉴》引坦绰与牛丛书曰：“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寃抑之事。傥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隣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据《考异》,此文盖出自《锦里耆旧传》,当时之纪录也。世隆此书，表明心迹，亦可概见经历十数年战祸之根源，而至此西川疆吏犹不省。《通鉴》说:“牛丛素懦怯，欲许之，黄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新唐书•南诏传》说：“牛丛犹火郊民室庐观阁，严矣为固守计”。又说:“坦绰至新津而还”。此后《新唐书•本纪》:“乾符二年正月，南蛮骠信遣使乞盟，许之”(亦载《旧唐书•本纪》。事详《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乃议和亲，改变战争局面。

自咸通元年唐王朝，以南诏主触犯帝王名讳，拒绝册封及入贡；时疆吏肆虐，边民不堪，南诏贵族乘机宼扰西川、黔中、邕管、安南，以至地方残破，骚动全国至十五年之久。唐以此虚耗，更加重对人民剥削压迫，引起农民反抗战争，而南诏亦疲蔽不堪。此儒家礼教流毒，影响及于民族关系者。陈垣先生撰《史讳举例》(载《燕京学报》第四期，有单刊本)凡八篇八十二例，举避讳改字对于史书之影响，读书者当留意。而在封建统治时期，避讳成为功令，显示帝王之尊严，作为维护反动统治之一种手段。流毒所至，不仅史书遭受破坏，臣民偶有触犯，亦继之以镇压屠杀，考究史事当致意者。

《新唐书•南诏传》文多录自档册，亦有采自众书，保存史料；而《通鉴》及《册府元龟》诸书所载,为《新唐书》所无者往往有之，其有错误者亦不免也。

附说《通典•边防典》，杜佑撰

唐开元间，刘秩(刘知几之子)撰《政典》三十五卷，贞元间，杜佑据之重编，分为八门，统括前代史志，作《通典》二百卷。上自远古迄于天宝之末。其《边防典》有关于云南者，录《史、汉•西南夷传》之外，纪唐代事迹，有“哀牢”“西爨”、昆明”“松外蛮”诸条，即据档册录文。就中“松外蛮”条应为贞观二十二年梁建方出兵至西洱河时期之记录，载洱海以南部落社会生活，对于研究初唐时期洱海区域经济文化以及部族之发展，为重要史料；其余诸条，亦可资考证。《唐会要》《太平寰宇记》诸书已采录《通典》之文。

附说《唐会要》，王溥撰

唐代官修《会要》，自开国至大中年间，已有成本。王溥摭拾晚唐事迹，纂为《唐会要》—百卷,分五百余目。其有关边事者，卷九十九之“南诏蛮”条，与《旧唐书•南诏传》校之，太和以前互有详略，以后则《会要》稍详，止于乾符五年，然非如《新唐书•南诏传》之详备。又卷九十八之“西爨条”及“昆明条”较《通典》为详。又《通典》之“松外蛮条”,《会要》附在“昆明”条之下而多省略。《通典》之“哀牢”条，《会要》载于卷七十三“姚州都督府”条。此外如《会要》卷三十三之“南蛮乐”，卷七十一之“剑南道”，卷七十八之“节度使”，卷八十六、七之“军务”，并载有关云南之史料。

摘自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