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12兵团司令长官黄维最得到特赦，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出狱后，黄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在最后一批得到特赦的原国民党战犯里面，黄维最为特殊。他虽然1975年才被释放，可他一来到全国政协机关上班，就拿了200元每月的生活费，与早在1959年就被释放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享受同等待遇。【资料扩展：国军名将黄维特赦后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为何硬要去监狱住一夜？】

黄维的另一特殊之处是，其他原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文史专员，见了全国政协的机关干部，一般都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唯独黄维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似乎还在做国民党的中将司令长官。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个职务，以前并没有，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1959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后，如何安排这些战犯，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建议：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增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被特赦的战犯进入这个办公室，职务就是文史专员。

那时候，文史专员除了撰写文史资料外，就是分组参加一周三次的政治学习讨论。黄维每次都按时参加学习讨论，可从来不发言。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得沸沸扬扬。当时，一位领导为表示这场运动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极力鼓动黄维参加“批邓”，要他在大会发言。

所谓“批邓”，指的是1975年至1976年间，毛泽东亲自对邓小平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一致展开又一波的大规模批判。

我们知道，在淮海战役时，黄维和邓小平分别是对阵双方中的高级指挥员。虽然此时此刻，当年的胜利者成了被批判者，失败者却成了批判者。可是按照黄维的性格，他是非常不愿上台发言，来批判当年的老对手。可这是上面交代的任务，又不可能一口回绝。怎么办呢？几番推辞不掉，黄维就提出一个要求，称自己写不了有水平的发言稿。如果有现成的稿子，他倒可以代为上台念念。

这事儿好办。很快，一篇别人代写的稿子就送来了。黄维无可奈何，只好上了一次批判大会，念了一通别人写的稿子——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参加类似的批判大会。【资料扩展：淮海战役邓小平豪言壮语：打光中野也一定要歼灭黄维兵团】

这次批判大会经过新华社报道，引发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政协机关很快收到一些匿名投诉，他们声称：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

黄维知道后，很委屈。毕竟，这些违心之论，并非他的本意。他提出：“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自然，他的要求不会有人答应。

很快，“文革”结束了。黄维终于有机会发表辩解的声音。他愤然说，这件事“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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