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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是一套持续六十余年，影响几代读者的丛书。它以为读者提供一套质量可靠的古典文学入门读本为目标，计划基本囊括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版效果图

这套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规划出版的一套重要的古典文学丛书，它的诞生与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也与时代形势息息相关。追溯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缘起，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这套丛书的写作风格，掌握其特点，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书中的精髓，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当前的古典文学普及出版提供有益的经验。六十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随着人事的代谢和历史资料的湮灭，这套丛书的早期历史也开始模糊，以至于我们现在连丛书名称何时开始使用也难以确定。今谨将丛书缘起及其相关问题试述如下，不准确的地方，还望方家指正。

一 丛书出版的内部环境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虽然由人文社编辑出版，但人文社并不是推动这套丛书诞生的唯一动力，它的形成其实是多种内外因素合力的结果。关于出版社方面的情况，还应从人文社建社初期的出版方针说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5月第一任社长冯雪峰上任。人文社最初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领导，主要的直接领导同志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关于出版社的定位和方针，胡乔木专门找冯雪峰谈过一次话，主要谈出书的范围和办社方针，最后确立了“以提高为主”，逐步把人文社发展为“国家出版社的规模”的目标（《冯雪峰全集》第九卷，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所谓“国家出版社的规模”，意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人文社应为我国出版机构的代表，代表了我们最高的水平。后来冯雪峰又进一步提炼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作为出版社的工作方针。

至于出版社初期的工作情况，冯雪峰说：“在出版社成立的一两年或两三年内就要搞出一套比较齐全的所谓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一套比较完整的‘名、洋、古’东西，当然还办不到，即在五六年内也还是办不到的；……在具体组稿中主要地朝着这方向走的。当时所采取的办法是所谓‘一本一本的出’、‘先搞好哪一种就先出哪一种’、‘未能有定本之前就先出未定本’等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如此，没有整理好的就先出稍加整理过的本子，或甚至就是翻印，企图逐步达到出版一套经过整理（加标点、分段、有具有‘权威’的序言，等等）的所谓定本。……这个中心和重点在53年以前是还不大明显的，但在54年和55年的出书计划和所出的书中就完全看得出来了。”（《冯雪峰全集》第九卷，第281页）可见，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人文社的图书出版确实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放在了比较优先的位置，并且形成了人文社最初的图书格局，这一格局在1958年制定工作规划时又进一步加强了。具体到古典文学出版方面，舒芜在调入人文社时（1952年）曾询问冯雪峰“古典文学编辑怎么搞法”，冯说：“从《诗经》、《楚辞》到晚清小说，都要整理出版。现在先整理出版《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小说。有的大家，例如李白、杜甫，出了选集，可以再出全集；其次柳宗元，可以只出选集，不出全集。……”（《舒芜口述自传》，第251—2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舒芜的回忆与冯雪峰的文字颇相吻合。

二 丛书出版的外部条件

人文社初期的出版方针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产生的重要背景，回过头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出版的“四大名著”、《儒林外史》等书也确实为这套丛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出版社的内部情况。就外部条件来说，“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能够成为经典，也得益于时势的玉成。有利的外部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社有其他出版社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二是大量优质的作者资源和图书资源汇聚注入人文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整顿出版行业比较混乱的局面，政府先后筹建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同时对私营出版机构如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改组前，这些私营出版单位的出版主业尚不明确，公私合营后，传统的文史出版大社强社如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商务印书馆的牌子，主要担负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科教学用书的编辑出版任务，同时仍然保留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科技、工具书等书籍的编辑出版。中华书局则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同时保留中华书局的牌子，主要出版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农业书籍，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哲书籍可以继续出版。虽说文史图书仍然保留，但实际上此后几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文史、辞书等出版业务大多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58年初国家再次调整出版分工，才重新奠定这两家出版社目前主营业务的基础。在这段时期内，古典文学和古籍出版主要安排由人文社、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等几个出版单位承担。其中又以人文社承担为多，影响力也最大。

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和学术研究的需求，1954年，人文社还设立了“文学古籍刊行社”，这其实是为古典文学编辑室挂的一个副牌，用以翻印专业的古籍和1949年以前的排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运行的时间不长，1958年1月出版《樵歌》后，便似停用了。这或许跟1958年国家对出版工作重新做了分工有关，专业的文学古籍出版工作交给了中华书局。（关于人文社与中华书局的分工，1960年文化部又下发了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关于出版分工的会议纪要”的公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0）》，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6页。）由此可见，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人文社是处在出版行业核心位置的，这种地位自然有利于优质作者资源的汇聚。就此而言，“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能够囊括众多品质卓越的图书，实在是时势之必然。

与出版行业整顿的情况相同，这一时期，国家对国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整顿。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后（该所1956年1月改属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郑振铎担任所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囊括了众多一流的学者。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所确定的方针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6期）关于该所早期的工作，据文学研究所已故研究员邓绍基回忆：“研究所一成立就制定了古代文学研究组的比较长远的任务，大致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编写一部多卷本文学史而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整理选注工作。那时俞平伯先生正从事《红楼梦》整理工作，具体成果即《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钱锺书先生正从事宋诗选注工作，具体成果是《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继完成《诗经选》后，正从事汉魏六朝诗的选注工作，具体成果是《汉魏六朝诗选》。”（邓绍基《浅谈俞平伯先生的词论著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邓先生是1955年到所工作的，他的回忆大体还原了文学研究所当时的工作内容。文学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古代文学作品的整理选注工作，其实这一设想早在文学研究所成立以前就已经提出了。

1950年5月，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关于编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丛书的座谈会，据《郑振铎年谱》（陈福康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介绍，这套丛书是应苏联方面的要求编选的。余冠英《诗经选译·后记》中也提到他这本书的撰述原因：“我在1950年，为了供编译‘中国诗选’的苏联同志作参考，曾选注‘诗经·国风’约三十篇，并附白话译文。”（第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版）二者所述是同一件事。1950年8月15日，《新华月报》报道了编审委员会已经开始编辑《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历代诗选》两套丛书的消息。前者由郑振铎主编，后者由郭沫若、郑振铎、艾青主编。据《俞平伯年谱》1951年7月纪事：“中央文化部艺术局着手编辑‘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系统整理自汉乐府迄明清俗文学的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其中包括《乐府诗选》《唐诗新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宋元话本选》《元曲新选》《明清俗曲选》《红楼梦》《三国志演义》《水浒》。俞平伯与郑振铎、魏建功、浦江清、钱锺书等参加古籍整理工作。”（《俞平伯年谱》，2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联系郑振铎领导的文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落实“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的设想。这或许也是文学研究所内古代文学研究人员配置比较强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所内，古代文学（包括近代文学）部分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最先成立的研究组即是古代组，而在文学所全盛时期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古代文学也被公认是力量最强的一个分支学科。当时全所的一、二级高级研究员共14名，古代组占的比例很大，一级研究员3人……二级研究员4人……而中年研究骨干，亦以古代组为多，……当时都已在学界崭露头角，受到重视。”（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上〕》）

回顾文学研究所的计划与人文社的出版规划，二者可谓不谋而合，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当时主导古典文学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的领导如胡乔木、周扬、郑振铎，彼此之间有很多交集，工作上也有交叉。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文学研究所与人文社，一个是代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一个是代表国家水平的出版单位，双方合作，顺理成章。据说双方曾有约定，文学研究所整理的古典文学作品均有人文社出版。

以上介绍文学研究所的情况，我们想说明的是，从作者资源这方面来说，当时的社会形势也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形成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当然这套丛书的作者也并不局限于文学研究所，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做介绍。

三 丛书名创立的时间

既有有利的政策环境，又有良好的作者资源，一套品质优异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呼之欲出，那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丛书名创立于何时呢？很遗憾，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直接的材料。不过，根据下面一些史料，我们基本可以推定在1958年。

第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早期，为了扩大出书范围，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声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整理本、研究评论集等往往先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社会反响好的，再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也有个别例外），这是保障国家出版社声誉的一种权宜的方法。这一模式至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后才取消。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目录1951—20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著录的图书信息来看，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图书，都没有标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文学研究所1956年划归中国科学院主管，它组织整理的作品选，出版时最初会在扉页或封面上标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种”（也有个别例外）。查阅人文社编辑部所藏样书，并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剑先生惠告，印有这种文字标记的图书有六种，即余冠英选注《诗经选》（第一种）、王伯祥选注《史记选》（第二种）、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第三种）、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第四种）、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第五种）、吴晓铃等选注《话本选》（第六种）。据这几本样书来看，《诗经选》1956年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1958年始列入丛书。1957年4月出版的《史记选》上扉页上仅标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二种”文字，封面、扉页无“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文字，该书八十年代初才被放入丛书。《汉魏六朝诗选》（扉页）、《宋诗选注》（封面）1958年9月出版，并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种”。《话本选》1959年出版，仅标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种”，无“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三曹诗选》在七十年代列入丛书。据此似可推定，“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丛书名的使用早不过1957年，晚不过1958年。195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选本尚有罗根泽编、戚法仁注《先秦散文选注》，李炳英选注《孟子文选》，方孝博选注《荀子选》等。

第二，另一份材料是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的“五年出版规划草案”，其中“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列了三大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已然在目。该丛书“编辑说明”第一条说：“本丛书基本上依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整理和出版古籍规划草案’中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读本’的计划进行编选整理。……共50种，拟在1962年前出齐。但为了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拟选较好的旧选本加以重印。”按：“整理和出版古籍规划草案”完成于1958年6月，“草案”中的“中国文学读本目录”与人文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之“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书目一致。“拟选较好的旧选本加以重印”的“旧选本”当指1958年以前人文社已出版的图书，丛书所列书目，本社已出版的又做了星号标记，共21种。如此看来，大部分“旧选本”于1958年重印时加上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丛书名的原因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证据，我们基本可以推定“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丛书名确立于1958年。在1958年人文社五年规划中，读本丛书列了五十种，包括诗、词、文、戏曲和古典小说，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每个时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从此奠定了丛书的发展方向。

四 丛书作者团队的组成

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早期的发展历史中，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支持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十年代，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主要有两个组，一个是以何其芳为组长的文学史组，负责编写文学史，另一个是以余冠英为首的古典文学组，负责编选本。文学研究所学者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贡献的选题不下10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余冠英先生。1952年国内高等院校调整后，余先生由清华大学转入文学研究所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便把自己的学术重心放在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上。余先生身体力行，到文学所后，他不仅修订了1950年完成的《乐府诗选》，又陆续撰著了《诗经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三种重要的选本，1963年又主持《唐诗选》的编选工作。“这几部选本不仅以其通俗浅近使一般古典诗歌爱好者受益，而且以其学术性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先生的选本注释，一方面广采前人成果，对前人旧作作了科学的整理吸收，显示出深厚的功力；一方面又在篇义解说和词句注释上有许多精辟的创见。”（韦凤娟《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文献》1988年第1期）余先生的选注本是大家公认的普及与学术结合的典范之作。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余先生在当代古典诗歌选注上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相关评述，还可参阅李华《余冠英古籍整理成就书评》，《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其他如钱锺书《宋诗选注》，王伯祥《史记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何其芳主持的《唐宋词选》等，也都是当代的名作。文学研究所这些专家的选本为当代古典文学作品选注立下了最基本的规范。文学研究所与人文社的密切合作延续至今，邓绍基《金元诗选》、曹道衡《乐府诗选》、陈铁民《王维诗选》等，也先后被纳入读本丛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有相当多的作者是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除了“四大名著”这类集体整理的作品，在诗歌方面有陈迩冬、舒芜、周汝昌、李易等，戏曲有顾学颉。此外，尚有个别游离于组织的作者，如张慧剑、张友鹤等，作为特约编辑，参与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成绩突出。由于八十年代以后，编辑身份的作者逐渐减少，相形之下，五六十年代的这一现象反而更显得引人瞩目。为什么会有一批出版社编辑自己撰著的图书呢？首先，人文社在立社之初即规划出版一套古典文学方面的系列丛书，并且很快组织人力整理了《水浒》（聂绀弩主持）、《三国》（顾学颉等整理）、《红楼梦》（汪静之等整理）、《西游记》（黄肃秋等校注）等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该项工作推进的时间和速度比文学研究所既早且快。这些图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考虑创立“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时，就已经计划把它们收入其中。其次，出版社创立伊始，人们对出版政策以及政策尺度的把握尚未有清晰的边界，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出于谨慎，出版社也不敢放手约稿。据舒芜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向社外放手约稿。新中国初建，国家文学出版社初建，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校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究竟怎么搞法呢？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只好先定一个小范围的选题计划，首先出版那些‘民主性精华’最多、‘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最多的作品。在这个小范围的选题计划内，又大部分是由编辑部的人自己来担任整理校注工作，以便摸索积累经验。总之，是很谨慎的做法。”（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261—262页）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例如古典文学编辑室保留的马茂元《楚辞选》的书稿再版修改档案，初稿的前言在再版时，做了大幅修订，其中有一条马先生书写的浮签：“新版《楚辞选》前言（五八年九月发稿），党委领导同志亲自抓前言修改工作，改正了旧版前言中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等根本缺点。”

1960年发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三年至八年（1960—1967）》草案里就说：“前一个时期由于没有全面的、长远的规划，从事实际工作的某些同志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对毛主席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指示，体会不够，整理出版工作比较零散，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内还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例如有些书出版的目的性很不明确，只是为出书而出书；有些书的内容消极成分较多，有害青年身心的健康，也不加选择、不加控制地出版和发行了。”可见舒芜的忆述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实际情况。对于编辑承担编著任务在当时也不是没有质疑，王任叔到人文社担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后（1954年开始主管社内工作），就曾批评编辑自行撰稿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八十年代后，国家对出版工作进行比较深入地改革以后，这种情形才逐渐转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建社之初，出版社所网罗的古典文学编辑也多是学殖深厚的学者，他们深谙古典文学艺术。冯雪峰告诉舒芜“整理时要发扬朴学家的精神，目的是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舒芜回忆审阅余冠英《乐府诗选》，“在原稿上贴意见条，把所发现的一切问题，大自政治思想，理论学术，小至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一个一个写在小条上，贴在书稿上，请作者处理”（参考舒芜撰《舒芜》，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现在看来，他们当年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他们不仅撰著了经典的古典文学整理本，还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与其他作者一起，为撰著古典文学选本树立了基本的标准。与此同时，他们的专业的审稿意见对书稿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20世纪五十年代，执教于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也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作者的重要组成。如《杜甫诗选》就是请冯至（北京大学）选定篇目，浦江清（北京大学）、吴天五（浙江师范学院）注释的。该书1956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1958年重印时收入丛书。另外还有马茂元（上海师范大学）《楚辞选》，游国恩（北京大学）、李易（人文社）《陆游诗选》等。但是相对来说，所占的比重要要小一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则以所在高校的古典文学教研室（组）的名义署名，如《李白诗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七八十年代，这种集体撰著的方式比较流行，如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李商隐诗选》、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宋文选》、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历代文选》，等等。到九十年代，随着著作权法的实施，署名才逐渐改为实际的撰著者。这也是时代使然。

五 结语

前辈们的业绩，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五十年代以后，人文社推出了很多诗文选本，但并不是所有的诗文选本都列入丛书之中，一方面是由于丛书最初规划时五十个品种的限制，致使一些评价有争议的作者未能列入，另一方面是人文社对这套丛书的品质把关非常严格。当时，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对重要图书稿件的要求特别严格。如俞平伯根据文学研究所安排，承担“唐宋词选”选注工作，先印了征求意见稿，为此他特寄一份给龙榆生：“拟编唐五代词选，去取之间，殊难有新面目，并将所中印出之未定稿一分（份）奉上，恳求教正。宜删宜增者，如荷示及，尤感！”（此信见“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作品集”巡展）后来选注《唐诗选》时，也同样印行了“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编辑了43人80首诗歌的注释，并附录了拟选诗篇目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经典选本其实包含了一代学人的集体智慧。从出版的角度来看，据曾担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说：“这套丛书的要求比较严格。过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做法是，先出一个选本，在社会上听听反映，觉得反映不错，再经过修改，把它列入读本丛书。”（《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北京市新华书店编辑《书籍知识讲稿汇编》，第104页）由此而言，列入丛书很像是对某本书“经典化”的认定。

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套丛书对品种的限制放宽，诸多口碑很好的选本陆续加入其中，继而成为经典，如此既提高了一本书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丛书的整体声誉，它们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无限美好的记忆。回顾丛书六十年的历史，尽管有些选本，在选目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与后人的关注点有所参差，但其主体部分内容仍具有价值。另外，作者在具体细节如注释、分析等方面竭尽所能地锤炼而达到的深入浅出的效果，仍不失精彩和光辉。时至今日，学术环境和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典文学的普及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这项工作的仍有良多启迪。